法律故事：古都洛阳：“求天地之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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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洛阳：“求天地之正中”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的伊洛盆地。这里群山环绕，风光如画，自古以来，此地除以“九朝古都”享誉中外，亦以盛产“洛阳牡丹”而名动天下。要讲述周公的故事，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洛阳，因为周公是这座城市的创始人。我们中华法系最古老的萌芽，许多极富中国特色的、曾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特质，正是在那个遥远的周公时代，萌生自这片开遍了牡丹花的土地上。

早在辅助武王伐纣前后，周公的脑海里，可能便已经充满了许多这样沉重的问题——那个外表强大的商帝国，因何缘故会忽然沦落到濒临灭亡的地步？而周这个向来偏处一隅、默默无闻的弱小部族，又因何缘故能骤然兴起？如果对现存的西周典籍，例如《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中那些真实可靠的部分加以研究的话，我们便可以看出：对这些问题，周公悟出来的答案就是一个“德”字。推行“以德治国”，并期望营造一种“和谐社会”，是周公早年曾经憧憬过的一种美好的政治愿望。

不过，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社会现实粉碎了——周公摄政后不久，其三个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争权夺利，竟然发动了一场兵变。在周公被迫亲自率师东征、动用武力恢复秩序之时，我相信，当时他的心里，一定浮起过一丝对“德治”的失望，而同时，亦必定会涌出许多对“适当暴力”、对“法律强制”以及对“法治”的重新思考。

经过三年的惨烈战争，周公终于平定了这场手足相残的“管蔡之乱”。当时，出于治安控制和推行教化的考虑，周公便决心把西周的首都从镐京（今日西安市西郊）东迁到洛阳来。在得到周成王的同意之后，周公和召公便调集百工、大兴土木，未出三年，便将“洛邑”这座宏伟的新都兴建了起来。 可能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自洛邑诞生之后，这座城市，就一直被人们称为“中州”“中国”。而三千年前，当这座被称为“中国”的城墙日渐崛起时，一种单凭“刑罚”不足以治国，单凭“道德”说教亦不足以治国，而应把“刑罚”与“教化”相结合、以“中正”的法律来治国的新思想，便已经在周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追溯起来，周公的这种种思想，毫无疑问，正是日后我们中华法系种种中国特色传统的一个最初始的起源。笔者认为，周公在历史上的最伟大成就，就在于他第一个运用了“求天地之正中”式的城建理念和建国理念，对法律的本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周公当年在此地“制礼作乐”并推行了法律改革——“制礼作乐”即现代所谓的“立法”。据我所知，在这方面，周公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法律体系——“周礼”。乍看起来，“周礼”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有分封制、等级制、职官制等类似今日的政府组织法方面的政治制度，又有传统的刑罚制度和新创的宗法制度，还有许许多多繁文缛节、形式琐碎的宗教祭祀仪式制度等。这套远古的“礼制”“礼法”，其实正是我们中华法系最伟大的萌芽。 三千年前，周公正是在这里，提出了光耀千古的“明德慎罚”的司法改革主张。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曾派遣自己的幼弟康叔去卫国（今河南、山东一带），管治殷商叛乱的遗民。临行之前，周公曾手执康叔之手，对康叔进行了一番关于“治国之道”的谆谆教诲。在那篇《康诰》的开头，周公说道：你的先祖文王，能做到“明德慎罚”，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人，而刑可刑之人。


然后，周公又对康叔说：第一，什么是“明德”？教殷遗民“作新民”“有叙”（守秩序），你自己要“爱民若保赤子”，把人民当作婴儿般来爱护，有病替他医治，无害的则顺其所欲，这就是“明德”。第二，什么是“慎罚”？殷遗民若因无心之失而触犯了法律的，其人有悔改之意并尽力进行补救的，虽其罪行造成的损失较大，也不可杀。对于“要囚”（即特别重大的案件），你要静思五六日，甚至郑重思考十天、三个月，才好作出决定。而判刑时，你要“勿替敬典”，即不要以个人的喜怒，去随意更改法律的规定，要谨守“常法”（即“中正”的法律），这就是“慎罚”。 从这篇《康诰》里，我们可以看出：周公不仅继承了大禹的遗风，对被征服的民众的权利、自由都表现出相当的尊重，而且，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现代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罪犯要区别对待”、要遵守一定的“司法程序”、要实行“教化主义”等司法公正的明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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