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文言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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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文言创作

作者：李诠林

来源：《神州》2011年第23期

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言创作，大体上经历了反省、革新思想阶段（1923-1937.6），坚韧生存、维一线斯文于不坠与无奈彷徨交织的阶段（1937.7-1945.8）。此时期许多台湾作家的文言诗文，或表达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或流露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或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这些源出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台湾现代文言作品，同样是珍贵的中华文化遗产。

教育是培育文学人才的重要基础。日据初、中期，台湾教育出现了二元对立的状态。一方面是殖民当局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公学校，一方面则是台湾人民竭力坚持的汉文书房与义塾教育。汉文书房教育在塾师住宅或借用庙宇祠堂进行，多是招收发蒙儿童，年限三四年至七八年，以教授中国传统文言诗文为主，其中不乏面向贫寒子弟的不受束修的义塾。许多家长不肯让子女进公学校接受日语教育，便选择书房就读。1897年，全台共有1127所书房，就学儿童1.7万人，到1898年，激增至1707所，就学儿童达到了2.99万余人。（按：这些就学儿童年龄如果以10岁来计算，则刚好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坚。）汉文书房于是成为此时期台湾民众接受汉文教育的重要场所。1943年，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开设汉文书房私塾，尚能生存的汉文言诗社便承担起了传承汉文学传统的任务。这是台湾文化人“在面对时代困境与文化劫难时所采取的应变措施。”3因为日本殖民者“时时参与诗人活动，以‘雅好文艺’、‘礼贤下士’之名，行拉拢、监督之实”4，所以对汉文言诗社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汉文言诗社由此而能艰难却坚韧地生存。有着中华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们大多是表面上虚与敷衍日本官方，实质上是在弘扬华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在这些文言诗人们的韧性抗争下，汉文言诗社在日据时期，始终坚持活动，数目也持续增长。

除了汉文书房、文言诗社之外，许多以发表文言诗文为主的报刊也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中主要有《台湾诗荟》（1924-1925）、《台湾诗报》（1924-1925）、《三六九小报》（1930-1935）、《诗报》（1931-1944）等。

汉文言文学之所以能够在日本侵略者的语言暴政下生存，甚至还能够获得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殖民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利用汉文言文学来拉拢书写文言诗文的台湾上层社会士绅。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捍卫。日据台湾不久，台湾文化人为了维护民族文化，抵制殖民文化，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掀起了一场保卫汉学运动。初由台南发轫，后来扩展至台中、嘉义、高雄、台北、新竹、澎湖、台东、花莲等地。文言诗歌创作是这次汉学运动的主流，各地诗社由此开始纷纷组织起来。台湾现代文学史阶段的文言诗社数目众多，仅据连横的《台湾诗社记》所录，就有66个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台中的栎社（1899），台南的浪吟诗社（1897）和南社（1906），台北的咏霓吟社（1905）、瀛社（1910）、星社（1924），新竹的竹社等。随着诗社的蓬勃发展，文言诗人日益增多。据《台宁击钵吟集》前后二集（1933）载，能诗者达1200余人，《瀛海诗集》（1940）则列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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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名气的诗人469人。继文言诗社之后，文言文社也开始建立，主要有彰化的崇文社（1917）、台中台湾文社（1918）等。配合各地文言诗文社的创立，以刊登文言诗文为主的杂志也应运而生，如《台湾文艺丛志》（1918）、《台湾诗报》（1924）、《台湾诗荟》（1925）、《鲲洋文艺》（1925）等。台湾汉文言诗文社的精神支柱，是自明末以来就在台湾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的“遗民忠义精神”5，而这种“遗民忠义精神”的哲学根源则在儒家所倡导的“仁”和“义”。台湾汉文言诗文社在保存祖国文化传统方面做出了历史贡献。 台湾现代文学史日据阶段的著名汉文言诗人有：林小眉（1893-1940）、张纯甫、林氅云、林幼春、庄太岳、赵云石(1863-1936)、连横、林荆南（著有《芥子楼诗稿》）等。著名的文言诗歌集则有林小眉《东宁草》（1923年）、颜云年《陋园吟集》（1924）、郑霁光《成趣园诗钞》（1925）、施梅樵《卷譸阁诗草》（1926）、郑霁光《山色夕阳楼吟草》（1927年）、黄金川《金川诗草》（1930）。另外，林钦赐编纂的《瀛州诗集》（1933年），曾笑云编的《东宁击钵吟前集》（1933）、《东宁击钵吟后集》（1933）、赖子清编的《台湾诗醇》（1935）、黄洪炎编的《瀛海诗集》（1940）等书，收录了台湾的早期诗作，也都颇堪注意。

张我军等以创作国语（白话）作品而聞名的作家，以及吴浊流等以日语创作为主的作家，也写作文言诗文。张我军在1920年曾在台北的剑楼书房，跟随前清秀才赵一山学习文言诗歌。他的第一首文学作品是文言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6，诗曰：“鹭江春水怅横流，故国河山夕照愁。为念成城朝右达，敢同筑室道旁谋。陈书直欲联三岛，铸错何曾恨九州。从此民权能战胜，谁云奢愿竟难酬。”此后又作有文言律诗《咏时事》（1923年）和《席上呈南都（陈逢源）词兄》（1938年）。均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吴浊流童年时代受到汉学修养很高的祖父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又潜心钻研祖国的古典文言诗词，文言诗歌的造诣颇深。他1938年参加“苗栗诗社”，开始写作汉文言诗词，一直到战后，始终坚持文言诗歌创作，诗作数量达上千首。其诗作的基本主题是咏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当然，文言文学也有其言文不一、艰深难懂、脱离时代生活和底层人民的弊病，仅能成为少数人吟哦和交流的工具。由于文言文学与封建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日本殖民当局便对岛内文言文人采用怀柔政策，企图利用他们阻挡新思想的传播，推行其愚民政策，这就容易导致文言文学的变质。一些文言文人便由此而堕落，以沽名钓誉、献媚取宠为能事，写出一些卑屈言词。在“皇民化运动”时期，还有一些文言诗人为殖民当局进行“国策宣传”。这些文言文学的弊病和异质，成为文学革命的诱因。 注释：

1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6月初版1刷，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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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6月初版1刷，188页。 3参见朱双一：《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1刷，49页。

4《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台湾》第四卷第四号，1923年5月。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751011；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9B132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诠林（1975-），男，文学博士，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重点学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后。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诠林（收），邮编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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