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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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里科夫形象分析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是一只芦苇，是宇宙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间任何一件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然而人却成了万物的主宰，这正是因为人有一颗会思想的灵魂，人因为思想而高贵。然而当人的思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时，人还是“人”吗？而小说中的别里科夫与不断地嘲笑、戏弄他的中学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共同地恐惧、忍让，才以至“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别里科夫其实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伞、眼镜、帽子以及房间的摆设，却恰恰没有对别里科夫进行面部描写，这自然决不是大师的忽略，而应当是匠心所在，文中几次只出现了他的“苍白的脸”，这个苍白的脸，苍白的生活，苍白的人格的别里科夫不是一个人，这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形象，正如鲁迅笔下的那个拖着一条瘦瘦的辫子的阿Q绝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一样，是一个群体。正是这些别里科夫，才使小镇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华连卡的出现，使这一沟绝望的死水里顿里荡漾起了波澜，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华连卡身上。毫无疑问，这位敢大声唱歌、敢肆无忌惮地笑的女孩子，正是这个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所谓爱情，也是别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尝试破除套子的举动，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当然，那千方百计地撮合他们两个的那些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将别里科夫从套子中拯救出来，让他学会做一个人，而是想要做旁观者，在这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里获得一些赏鉴的快感。正如鲁镇的那些无聊的闲人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并从那里得到满足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阴暗的背景，才使得别里科夫的爱情里没有出现亮色，爱情本来是美丽的，而在别里科夫，他从爱情的身边看到的只有嘲讽的眼神，因此一张小小的漫画，对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儿，应该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有趣的花絮，一个幽默的插曲，可对于已经被生活挤压的心理畸形的别里科夫，一个小小的纸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战战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统治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夹心阶层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被错误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这个小丑又因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让观众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固然张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观众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悲哀呢？这里没有台上和台下，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那个角色，每一个观众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掷垃圾的时候，他们的鼻尖上也有着那个可笑的标记。这里，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这里，所有的脸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却正隐藏在幕后，带着阴险的笑容看着他导演的这一幕戏剧。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别里科夫是在华连卡的笑声里走回家，并从此走上人生的不归之路的，事实上，华连卡的笑没有一点敌意，就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一样。而在别里科夫看来，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剧的高潮终于出现了，很快地，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尴尬场面就将完全地曝露在众人的眼光里，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嘲笑中，这正是别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的确已无路可逃。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被异化成甲壳虫的格利高尔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充满温情的回想着人间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对抛弃自己的亲人仍然有着无尽的眷恋，可是别里科夫的世界的尽头弥漫的全是恐惧和绝望。以前看到的只是别里科夫作为沙皇的一名忠实的走狗，对他身边人的思想进行钳制，却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对别里科夫的敌意和冷嘲热讽也是造成别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中那些短衣帮对孔乙己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终将其推向死亡的悲惨境地一样。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他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别里科夫的最终的归宿是坟墓，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永远的“套子”了，在这里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间厌恶而且恐惧的一切，还可以让那些厌恶他，以为是他主宰了他们的快乐的人群暂时轻松一下，事实上，当他们在一种终于摆脱了禁锢的那种虚幻的欣喜中转身离开坟墓的时候，又一个他们中的别里科夫已经被推到前台，戏剧，又开始了。

小说通过这个“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刻画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别里科夫并不是达宫贵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在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怎能“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苦他辖制呢„„”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接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文中还谈道，别里科夫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一个礼拜过后生活又恢复旧貌，因为“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也许还有很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在作者的笔下，别里科夫已不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这类人”，是作为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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