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的爱书与藏书 - 长沙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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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的爱书与藏书

李 龙 如

（湖南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11）



摘 要：徐特立一生节衣缩食，购买书籍，藏书丰富。他嗜书如命，但并不认为这是私有财产，而是一种应与他人共享的资源。为此，徐特立对藏书进行整理加工，设立借阅登记簿等，以方便他人借阅。

关键词：徐特立；爱书；藏书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志码：A

徐特立在长期艰苦自学过程中，深感“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喜欢买书、藏书，成为徐特立的一大嗜好。大革命前，其藏书达2万多册，在长沙以个人藏书丰富著称。在战争年代和文革期间丢失了一部分，现藏于湖南图书馆“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的藏书是15300多册，约7100种。徐特立收藏书籍，不仅是个人学习、研究的需要，同时亦考虑到他人的需求。为此，他对自己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加工、分类编目，编有书本式目录，备有借书登记簿等，以方便他人借阅。

个人藏书，与他人共享；不是公共图书馆，却发挥了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急自己所急，亦想他人之所想。这是徐特立收藏书籍的一个显著特点，亦是徐特立人格风范在个人藏书方面的突出表现，令人敬佩！



节衣缩食，购买书籍

早在青年时代，徐特立曾提出得到书的两条办法：一是“破产读书”，即把从伯祖母继承过来的一点薄产变卖之后买书；往后教学和办学期间，他所得的微薄工资，除开过节俭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之外，总是尽可能节约起来买书。二是“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1]后来，徐特立在《我的生活》一文中回忆：“我的收入除自己一家生活费用外，不事蓄积，均用在买书和办学校上。妻子不随我住长沙城，他们住乡间，这样可以节省好多费用，我谢绝了一切应酬，朋友们也很能谅解。抗日初期，我到长沙工作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宴请法国记者。节俭是我自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当十年计划未决定时， 有人将《庄子》出售，价值三百文，我爱此书却为三百文支出而考虑，终未购买；但计划决定后，买阮刊《十三经注疏》费十五串，买《读史方舆纪要》费六串， 毫不迟疑”；“我教中学，每一小时俸金洋一元，在高等师范每一小时洋三元，有了钱可多买书，学问进步快了。我计划每天买一块钱的书，一年便可以买三百六十块钱的书。因此我有不少的藏书。”[2]P425

大革命前，徐特立在长沙以个人藏书丰富著称；大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南征北战，无以为家，所藏书籍弃于长沙，散佚一空。

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进了北京，仍然是节衣缩食，积极购买书籍。据徐特立儿媳兼秘书徐乾说：实行工资制以后，“老人家的工资除了开支自己和老夫人的生活费用之外，其余都用来买书。有一次老人家到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看书，看到有册书要四百元，但觉有研究价值，也就毫无犹豫地买了。”[2]P408这样徐特立的藏书又逐渐丰富起来。到了晚年，徐特立的藏书已超过2万册。十年动乱期间，又损失一部分，最后存下15300多册。



书是宝，不能丢

徐特立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样积极买书。凡他所需要的书，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买


到手。为了不丢失，长征时，他将珍贵的书籍用袋子装着系在腰带上。书随人走，人到哪，书就到哪，但在行军途中还是丢失了一些，其中有一本《共产党宣言》，使他深感痛心。

当中央红军准备撤离赣南、闽西，进行战略大转移时，徐特立什么东西都愿意精简，唯独精选的十几本书不愿意丢下。他说，衣物丢了，以后可以买到，而书是宝，不能丢。在长征路上，中央军委要求红军战士一律轻装，这可使领导和战友们犯愁了，好在董必武出了个主意，把徐特立的书分给连队的战士每人背一本，这样徐特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书，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又到达了陕北。[2]P120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安排徐特立参加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团，去晋察冀解放区开展工作。组织上分配用3头骡子架一个“轿窝子”，要他多骑牲口，少走路，而徐特立却将这个“轿窝子”用去载书，自己步行。为了能多装一些书籍，还将书籍的边角剪掉。

徐特立于平时对书籍十分爱惜，书籍破损，自己装订、修补。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谢觉哉去看徐特立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地修补他的旧书报。谢觉哉深有感触，随即吟诗：“‘四清’吹到老人居，桌上摊浆补旧书。”

徐特立在艰苦的长征路上，不仅对自己的书籍关心爱护，而且对民间的书籍亦十分关心和爱护。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徐特立任遵义县革命委员文教委员，广泛深入地联系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防止当地图书散失，他把杨干之（解放后曾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等家的藏书集中到开明绅士赵迺康家保存起来。后来，著名教育家黄齐生深感徐老的行动，特作诗曰：

万里长征后，曾过古播城。 富不惊奇化，贫乐道红军。 一老称特最，群芳感深泽。

夤官书有幸，检点赖搜存。[2]P134-135

1956年1月1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清理公共图书馆积存旧书成立交换书库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公共图书馆的积存图书，首先是解放前的复本旧书必须进行大力清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原有条件成立省图书馆交换书库，以全面、合理地调剂图书，供给各方面利用。”徐特立对当时湖南南岳图书馆收藏的数十万册古籍，非常关心、重视，建议将其拨交湖南省中山图书馆，以便加强保管和充分发挥其作用。[3]



分类编目，加工整理

徐特立既考虑自己取书的方便，同时为便于他人借阅，对所有藏书进行分类编目，现存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目录》、《文学书目》、《线装书目录》、《杂志登记簿》、《新书登记册》。这样，他人来借阅时，根据目录就可以迅速找到需要的书籍。

为了使自己和他人对某一书籍内容能迅速了解，徐特立将所有藏书整理加工。首先是零张的报纸、单本的杂志都装订成册，所有的书都贴上书标。其次是对个别书籍特别是外文书，在其书背处进行特殊的加工处理。如1933年日本后藤末雄著《支那文化与支那学的起源》的书背上端写有：“（一）中国自然发达和停滞。（二）中国唯物论（名学）。（三）理是物体中物质配列。（四）专制政治弊害。（五）否认中国人名誉心和德义心。（六）法律国民的，礼仪习俗的。（七）外来民族中国化。（八）法律国民的，礼仪习俗的。（九）非难耶苏介绍中文明。（十）路易十四和中国皇帝。”下端写有：“世界文化史、史料175。”还有一些期刊合订本，特别是外文，书背上的书名是从别处剪下来的中文铅字，一个一个地贴在上面，然后写上该期刊的出版时期，如“调查1927史料154”等等。正如徐乾所说，老人家每买1本书，都要登记造册、分类编目、贴书标；书架上的书，摆放很整齐，其顺序与书本分类目录的顺序是一致的，取书很方便，查阅资料亦很迅速。




只要登记，谁都可以借阅

从现存的徐特立《借书登记册》上的记载看，有读者借书的日期、姓名、书名、册数、归还日期以及徐特立签收等。除个别书籍，如他主编的《中国简明算术课本》封面上注有“另存作再版的底稿不借出”外，其他所有书籍只要经登记，谁都可以借阅，这是徐特立一贯的作法。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当时条件相当艰难，徐特立的藏书亦相当少，他也这样做。徐特立住在中央苏区叶坪洋溪谢家祠堂时，办公兼卧室很小，他把书装在邻居送给他的一个闲置的“兔笼”里，在“兔笼”的竹片上写上书名，并告诉大家谁都可以登记借阅。当时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瞿秋白等，都是徐特立书籍的经常读者。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湖南省教育工会.当今一圣人徐特立[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39.

[2]李龙如,李暄.一代师表徐特立[M].长沙：岳麓书社，1998.

[3]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38～149.



XU Te-li's love of Books and Collection of Books LI Long-ru

（Hunan Library ,Changsha 410011,China）

Abstract: XU Te-li, living a simple life in order to buy books, had a rich collection of books. He loved books very much. But he regarded them as resources to be shared with others instead of private properties. Therefore, XU Te-li sorted out and processed books, and set up loan registers so as to facilitate others to borrow.

Key words：XU Te-li; love of books; collection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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