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的肤浅认知是孔子的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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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的肤浅认知是孔子的最大败笔

《论语》中孔子有很多格言金句，或催人奋进好学，或教人修身做人、洁身自爱，如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过，则勿惮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今广为流传，令人赞叹，更被尊为圣人。虽然孔子在教、学和修身方面使国人受益良多，所教的“文，行，忠，信”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我认为孔子绝不是完人，担不起圣人的称号，其对政治的肤浅认知是他最大的败笔。因为：

第一，孔子不知民众的疾苦。孔子梦想出仕参政，“学而优则仕”，不是为了民众，是为了“复礼”，实是为了实现个人“德”政、“礼”治的政治抱负，以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过于看重自己“大夫之后”的身份，强调等级，影响了他深入黎民百姓中去了解百姓的疾苦。

不了解民众的疾苦，不为民众排忧解难，那民众只能靠自己，官府就会逐渐失去民众，了解民众疾苦是管理民众的基础。早于孔子、曾使齐国民富国强的管子认为，“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毋惧以罪，毋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驇距（'驇距’为裹足不前的意思）”（《管子·小问》）。“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子·牧民》）。

第二，孔子对国家衰败的原因认识不深，导致其无法找到振兴的方法。孔子的“德”政、“礼”制、“庄”重、“孝慈”、“举善而教不能”虽能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解决社会的王公大臣、贪图享乐的礼崩乐坏乱象。

管子认为，“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管子·禁藏》），“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管子辅助齐桓公治理齐国，仅用七年时间实现民富国强，成为春秋五霸的盟主，他的话应该有一定道理，《管子》一书当时广泛流传，几乎“家有之”（《韩非


子·五蠹》），“世多有之”（《史记》），社会的兴盛衰败只能由上向下逐步发展。

第三，孔子没有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和作用，缺少法律底线。对于乡民指证其父偷羊之事，孔子认为不妥，应该父子相隐，完全没有法律底线，而法律是社会制止罪恶的最有利武器。历史（如春秋时期管子治理齐国、商鞅变法）充分证明，只有依法治国国家才有可能强盛，国家各部门才能各司其职而有效运作（《管子·君臣》），不推行法度，国事就不会按正常轨道运转（《管子·法法》）。

第四，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而管子认为，“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管子·权修》）”。在（《管子·法法》）中管子认为，人民没有大过，是因为君王不随意宽赦的原因。君王宽赦小过，人民就会犯很多严重的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实施赦免罪犯，人民就不会敬畏法律；经常实行赦罪政策，过失就会日益增多。对人民实施宽赦恩惠，则会监狱虽满，杀戮虽多，也不能制止邪恶。所以说，邪恶不如早加禁止。

凡实行“宽赦罪犯”，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宽赦罪犯”，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经常赦免罪犯，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依法治国，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赦免罪犯，是人民的仇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用法制规范人的行为，其次是有错误而能补救，虽有过也不致严重。宽赦过失遗忘善行，则人民就不会劝勉激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是激励人民的根本大法。

在（《管子·禁藏》）中管子指出，若要做到百姓不受刑罚，必须要做到有罪必罚；百姓有受刑的，正是没有做到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罚到不需刑罚，其执法容易而且人民能得以保全；从不施刑罚到施行刑罚，其刑罚繁琐而且罪恶量多。所以“先易者后难，先难者后易”，世间万物都是这样。英明的君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有罪必罚而不宽赦，有功必赏而不拖延，不是君王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为人民兴利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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