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姓名中译技巧列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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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姓名中译技巧列举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黄行洲

伟人也好，凡人也罢，人命不过区区几个字词，姓名翻译因此貌似微不足道；但要把姓名译得得体、出彩，则需要高超的翻译技巧、较强的语言能力以及深厚的知识底蕴。姓名翻译与篇章翻译乃至整部书的翻译相比，仿佛一方红印之于山水或花鸟画轴，乾坤虽小，讲究不少。中国读者在阅读西方文学典籍时常常为一些佶屈聱牙的人名地名所困扰，甚至看完书后仍然无法记住主人公的名字；更有甚者因为无法忍受冗长而拗口的名字而不得不放弃阅读。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在准确翻译全文的同时恰当地翻译主人公的姓名犹如画龙点睛，可为文章增色不少，同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文化交往日趋频繁，人员流动也更加普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汉语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渗透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对于越来越多与中国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西方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汉字已经成为一种必要与时尚。本文试图结合包括个别非德语姓名中译文本在内的实例探究将德语姓名译成中文的标准与技巧。

西名中翻要在基本掌握姓名所有者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和文化背景、性格、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关系等）的基础上，从“音”“形”“义”三方面入手，译出便于中国读者记忆、发音优美、意味深长的姓名。下面结合实例（主要是西方汉学家的姓名）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翻译建议：

高佩罗：这是著名的荷兰汉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和小说家Robert Hans van Gulik 的中文姓名。此人曾任驻中国及日本的职业外交官，通晓包括中文、梵文、印尼文、阿拉伯文在内的15种东西方语言，学术涉猎极其广泛，尤其钟爱中国文化，其妻水世芳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中国早期的公案侦探小说即是经由他的努力而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今天家喻户晓的《狄仁杰断案传奇》原文就是他以英文撰写的）。“van Gulik”这一姓氏中的“van”是欧洲国家贵族世袭姓氏的标志，与德国人姓氏中“von”（如“Wilhelm von Humboldt”威廉·冯·洪堡）同理。荷兰画家Vincent Willem van Gogh（文森特·威廉·梵高）以及祖籍荷兰的德国音乐家Ludwig van Beethoven （路得维希·冯·贝多芬）的姓氏中也保留了这一贵族标志。“高”是常见的中国姓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15，发音上与“Gulik”的第一个音节“Gu”比较接近。西语名字Robert在汉语中历来通常直接音译为“罗伯特”；相比之下，“罗佩”这一翻译字音看听起来并不走样，从字形看也颇典雅，显然比“罗伯特”高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名字中的“Hans”并没有译出。西人姓名的组成包括教名、自取名、父名、夫名等，论复杂程度类似我国古代，有姓、名、字、号之分，原因多种多样，非本文所要讨论。但从姓名功能以及翻译实践的角度来看，遇到较长的西文姓名不必悉数译出，可以考虑省略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部分，类似情况在翻译实践中比比皆是。

卫礼贤：德国著名汉学家，“不务正业”的传教士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姓名可以音译作“理查德·威廉”。十九世纪末，他以耶稣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青岛，深深陶醉于中国文化，为自己取汉名卫希圣，字礼贤，中国日耳曼学界习惯称其为“卫礼贤”。这位名垂青史的汉学家改Wilhelm的音译“威廉”为符合中国姓名习惯的单字“卫”，省略了Wilhelm一词的第二个音节。“礼贤”二字一来是“Richard”的音译，二来显然取自我国春秋时期齐桓公礼贤下士的典故，极具人文色彩，易读易记，使人联想到姓名所有者应该有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形象，而这也正符合这位翻译了《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的汉学家身份与个性。无论从“音”、“义”、“形”各方面考察，卫礼贤这一名字都堪称德名汉译之经典！

司马涛：这是曾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的汉学教授Thomas Zimmer先生的中文姓名。Zimmer是常见的德国姓氏，可以将其音译为“齐默”或略去第二个音节（只保留“Z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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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音）而译作“齐”。但这位汉学教授独具匠心，想到了“司马”这一通常在古代或者武侠小说中出现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复姓，让人不得不叹服其想象力之丰富；对Thomas这一名字的处理脱离了众人皆知的“托马斯”的窠臼，也可谓别出心裁。“涛”给人波涛汹涌、恢弘大气的感觉，或许是为了表明姓名所有者作为学者博览群书、学贯东西的心志吧。我国至今仍在使用的复姓约为80个，其中较常用的如欧阳、上官、司马、东方、夏侯、诸葛、尉迟、公孙、慕容等。鉴于不少西方人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进行姓名翻译时可以适当考虑结合德文音译使用一些复姓已达到“复古”的效果，比如Jäger与“诸葛”、Jürgen与“尉迟”、Gunter或Günter与“公孙”等。

费正清：以编撰《剑桥中国史》而为国人熟知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John King Fairbank——虽然是美国人，但其中文名字对于德名中译有极其好的启示作用。John King Fairbank这一名字由三个单词组成，中文译文亦采用最常见的三字姓名，只是省略了Fairbank的第二个音节，只取“Fair”译为“费”，音形皆当。该译名的神来之笔在于“正清”二字：“正”有刚正、正直，“清”有“清明”、“清爽”之意，二者结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本清源”。这一成语本义是“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比喻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多作政治性用语。Fairbank以研究东亚及中国历史见长，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浩繁的史料中梳理历史的脉络，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此而言，“正清”二字即体现了Fairbank的职业特点，又符合其个性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好译名。而这一译名是费正清先生的好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杰作，这也算是中国翻译史已经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吧。

顾彬：德国波恩大学的汉学系教授Wolfgang Kubin（1945-）是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是公认的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翻译的六卷本鲁迅小说散文选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了。年过花甲的他至今仍活跃在电视媒体中，以与他人对话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从“顾彬”之一译名中显然找不到原文中“Wolfgang”的痕迹，也就是说译者（很有可能是顾彬先生本人）只保留姓，省略了名；译名顾彬与“Kubin”音节数量完全相同，发音也很相似，两个字简单而响亮，很容易让人记住；考察字形字义，“彬”这一译名让人联想到“彬彬有礼”、“文质彬彬”，想到名字的主人温文尔雅有书卷之气，这也符合顾彬本人的身份与个性。

其他值得一提的汉学家或从事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德国或其他外国人士的汉译姓名有：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美国）、戴德华（George E. Taylor, 1905-2000，美国）、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法国）、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美国）、史慈华（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美国）、许理和（Erik Zürcher, 德国）、施明贤（Michael Friedrich Wilhelm Schäfer, 德国）、雷立柏（Leopold Leeb，奥地利）等等。

综合上文列举的外名中译的实例可以看出，优美的外文中译名无不是“音”、“义”、“形”三者的完美结合。这就告诉我们，在着手翻译之前首先要获得姓名主人的性别、职业、个性、爱好等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从“音”入手——姓名翻译以音译为主，音形结合。在音译时应对原文由所取舍，不必拘泥于姓对姓、名对名，因为名字毕竟只是人这一实体的指代符号；换而言之，可以译文与原文姓名对应，可以姓对名或名对姓，也可以省略姓名中的某个或某几个部分（尤其在遇到多个名字的外文原文时。）如果要使中国读者感到译名有亲和力，则译文的姓一般选择中文常见的单姓或复姓，少用生僻姓氏或通常不作姓氏使用的汉字。名的译文力求音节与原文接近、发音响亮亮、不拗口。

其次考虑译名的“义”，力求使普通中国读者一得知中文译名便产生美好联想，最好这种联想也正符合姓名所有者的职业和个性特征，可以借鉴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的名言警句，也可以从唐诗宋词等文学宝库中汲取精华。但要避免流于庸俗、牵强附会或无中生有，尤其要避免使用令人产生不悦联想的字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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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考虑的是译名的字“形”。译名字“形”的重要性虽然比不上字“音”和字“义”，但唯有兼具“形”美的译名才是完美的译名。外名中译后所有者通常首先要印成名片用于交际，所以译者考虑好译名方案后可以将其写在纸上，从字形出发加以比较。考虑到实际生活中多数人喜欢以繁体字印制名片，所以最好两种字体书写，综合分析比较。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一种汉字都可以是一副图画，译者要力求在姓名翻译中选取最美、最合适的一幅。

在翻译的广阔天地中，姓名翻译或许只是一汪碧水，但在钻研翻译理论、勤于翻译实践之余考察类似神形兼备、朗朗上口的译名，不啻学海泛舟中途小憩，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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