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从不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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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从不拉帮结派

王明政 宋朝党争现象时有发生，持相同理念的士大夫抱成团，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屡见不鲜。庆历新政时期，欧阳修为回击政敌的攻击，专门作过《朋党论》。元祐党人为争权夺利不问是非，只问门户，他们在攻击庆历新政中，在濮议时，在非议熙丰新法中，在元祐更化时，同进退共荣辱，异口同声，矛头一致，闹得不亦乐乎。后来自身又分为洛党、朔党、蜀党几个小团伙，吕大防、刘挚、梁焘、王岩叟这些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还将吕惠卿、曾布等三十人定为王安石奸党，榜于朝堂。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载：元祐四年“初，梁焘之论蔡确也，密具确及王安石之亲党姓名以进，曰：‘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

考其史实，王安石恪守孔子的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一直保持庄重自尊。团结变法人士而不结党营私。支持新法的干才他就提拔重用，一旦发现他们有严重错误，他也从不包庇，立即予以处理或严厉批评，决不搞山头或者团团伙伙。王安石一生无党，从不拉帮结派，元祐党人虚构了一个王安石亲党，纯属恶意诬陷。下面列举一些王安石对元祐党人所列出的这些所谓“亲党”的态度，就可以让“王安石亲党说”不攻自破。 先说蔡确，“王安石荐蔡确，徙为三班主簿。用邓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一开始对蔡确很信任。但蔡确善察言观色，他判断宋神宗开始讨厌王安石，就抓住王安石乘马入宣德门引起的挝马案，弹劾王安石和处理此事的开封府官员。王安石发现此人居心不良后与之很少再交接，并告诫子弟要提防此人。果然，蔡确得势后，其子蔡庄娶了旧党大佬韩琦的孙女，其子蔡渭娶了旧党大佬冯京的三女儿，后又同旧党大佬文彦博攀为儿女亲家，与旧党勾得很紧，企图脚踩两只船，永保富贵，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对于章惇，“熙宁初，王安石秉政，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时经制南、北江群蛮，命为湖南、北察访使。”章惇开梅山政绩颇丰，但1075年，王安石发现权三司使章惇纵容其父亲、弟弟霸占民田后，立即将章惇贬知湖州。章惇受此教训，后来做宰相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章惇主政后，对熙丰新法持保留态度的不少，也从未将自己视为王安石党徒。

梁启超说：“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祐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 可谓端雅之士。”王安石用其才为推行新法做了不少事，但在发现吕惠卿在《三经新义》中搞小动作并有严重贪腐问题后，立即予以审查，一办到底，并没有手软。

晚年王安石的《答吕吉甫书》则是王安石秉公办事原则的最好说明：“与公同心，以致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我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意思是说：我本来和你一样的政见，结果却产生不同做法。这都是因为国事，哪里会有别的原因呢？满朝文武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帮助我，你说我对于你会有什么私怨？有的人指责你，我并没有参与，你又为什么要怨恨我呢？王安石这里把自己的处人处事态度说得很清楚：出以公心，不计个人恩怨。 张璪是因其兄长张环的推荐由县令“同编修中书条例，授集贤校理、知谏院、直舍人院”的，后来王安石发现他奏事不实，任事推诿无担当，便解除其三职，张璪再次受到重用，已经是王安石归隐多年后的事了。

安焘用欧阳修荐，为秘阁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兼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安焘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平心奉法，列其泰甚于朝。移使京东路，过阙入


见，神宗伟其仪观，留检正中书孔目房、修起居注。……知审刑院，决剖滞讼五百余案”很明显是宋神宗本人赏识安焘，安焘才得以重用的。安焘与王安石无个人私交，但王安石去世多年后，他评论既往的新法和当时的朝政却能振聋发聩、仗义执言：“臣不敢高谈远引，独以神考之事切于今者为证。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绍圣以还，倾竭以供边费，使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而反谓绍述，岂不为厚诬哉！愿陛下监之，勿使饰偏辞而为身谋者复得行其说。”又言：“「‘东京党祸已萌，愿戒履霜之渐。’语尤激切。”元祐党人竟因此定安焘为王安石一党，真是可笑又可鄙。

曾布熙宁二年转到开封为官，是因为韩维的推荐，他上书讲了两条为政的根本，就是：厉风俗，择人才。有八个要点，就是：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神宗召见曾布，因他的建议合神宗意，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官职，加官为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总共三天，曾布就五次得到宋神宗、王安石的慰谕、勉励。王安石用曾布和吕惠卿共同创建了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法。

熙宁七年，曾布代替薛向任三司使后，官做大了，权欲开始膨胀，他向宋神宗汇报：王安石爱将吕嘉问只想聚敛钱财，不顾百姓死活，完全违背了设置市易务的初衷。曾布此举导致了变法派的第一次分裂，后果严重。引起王安石的愤怒后警惕。最后，曾布落职，以本官出任饶州。1075年，王安石二度为相时还分析过曾布：“用曾布骤，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诚无以易之，又不见其罪，如何不使？及其作奸，自当辨曲直行法而已。自来任用，何可追咎。假令布实有劳能而未有罪，臣等岂可奏论以为布恐将来为邪，不可进用？陛下亦岂有以无状之罪，听臣等而废布？惟当案见劳而赏，案见恶而诛耳。”王安石又告诫宋神宗：“陛下无以其刀笔小才，而忘其滔天大恶。”

王安石看透了曾布，不因为曾布是自己亲戚而留情面，后来的史实证明，王安石的判断是正确的。曾布确实是一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投机政客。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戊子，左正议大夫、知枢密院曾布为右光禄大夫。复用元祐旧人，逐章惇、蔡卞之党。”他在干着拉拢旧党排斥变法骨干的勾当。他把自己的第三女嫁给国舅向宗回的儿子为妻，希望攀上垂帘听政的向太后这棵大树，无奈向太后命短，曾布机关算尽，最终也免不了被驱逐出朝堂的命运。

“陆佃、家贫苦学，映月读书。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调蔡州推官召为国子监直讲。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安石惊曰：‘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谓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于民无不便，佃说不行。安石以佃不附已，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

王安石对待学生陆佃，颇见其风范。陆佃对新法有不同看法，因为是善意提出批评的，王安石并没有忌恨他，而是用其所长，专付之经术。难怪王安石死后，“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陆佃并不赞成新法，竟因为说了一些公道话，就被元祐党人定为王安石一党。

谢景温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兄“博学洽闻，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 也积极参与了变法活动。因为这王安石与之相友善，擢侍御史知杂事。但 “其后言薛向非才，不当超除待制，及言王韶边事诬罔，浸失安石意，故不得在言职，仍补外。”出知邓州。王安石不以人划线，谁干扰了新法，他都不会听之任之。


王安石对吕嘉问确实一直比较赏识，他在祭吕嘉问母亲的文章中说：“实生才子，我所叹誊，秉义率法，困而不渝。”赞赏吕嘉问秉公执法，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在新法不断受到非议、围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王安石虽然赞赏吕嘉问这一点，但也只是用其所长，仅此而已，王安石主政八年，从无贪腐劣迹的吕嘉问始终只是提举市易司的从四品官员。 至于沈括，《宋史•沈括传》是这样评价的：“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 他与王安石是远房亲戚，沈括父亲的墓志铭还是王安石撰写的。沈括在司天监罢免了六名墨守成规的旧历官，破格提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历算家卫朴，领导改革历法。沈括积极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完成了《边州阵法》等重要军事著作；他出使辽国，办理边界交涉事宜也有理有节。但人品不佳。《续长编》载1075年闰四月初三王安石对宋神宗说：“沈括壬人，……判兵部，即中书不预。……然陛下择主判须得一敢与密院争曲直者，即不须令中书预其事。沈括使河北，阴沮坏新法，有所希合事甚觽，若令主判，恐义勇、保甲法难立。”元祐党人说沈括是王安石一党，王安石却从推开新法角度考虑，认为沈括是个奸猾的人，有过暗中沮坏新法的行为，判兵部于组织义勇建立保甲不利。 熙宁四年“章惇经制夷事，官吏多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论，不少屈。惇奇之，乃荐商英于王安石，于是召对擢用。”可是张商英做御史后与新政不合拍：“御史张商英言薛向罪，王安石白上曰：‘臣于衙前押纲事，每事询闻，极感向照管无稍留滞，及因商英论奏，向赍文字说辨，乃知所闻非谬。向为三司使，所任已重，又于此事尽力，反见侵辱如此，何由得其心？陛下见商英宜略戒敕。’上曰：‘商英意亦无他。’安石曰：‘商英虽无他，然如何令薛向堪？臣以为陛下若见薛向，亦宜稍慰藉，令知陛下知其尽力无过。’上以为然。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寺丞、监荆南税。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王安石发现，张商英连续在两件事中干扰了变法大局，立即将他贬黜为监荆南酒税的小官，张商英又怎能称为王安石党徒呢？张商英后来得到重用，已是王安石去世多年以后的事了。

综上所述，王安石是以国事为重，从变法大局出发，唯才是举。所谓王安石亲党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没有被打成王安石亲党的人，王安石倒曾经举荐了很多，但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分道扬镳，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在《王安石唯才是举》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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