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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外貌描写“实录”精神的原因探析
作者：王胜奇
来源：《老区建设》2014年第22期
提 要 《史记》对帝王国君、先贤将相和凡夫俗子的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文章试图分析太史公如此创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遭受“宫刑”而发愤著书，并尝试这种“实录”精神对当前文学创作及社会发展的当下意义。 关键词 《史记》；实录精神；创作原因；当下意义
作者简介王胜奇（1982—），男，文学硕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史记》中人物外貌描写的“实录”精神研究”（14WX28）
笔者在拙文《从〈史记〉的帝王类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详见《读写月报》）和《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详见）初步探析了太史公在描写帝王国君、先贤将相和凡夫俗子的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那么太史公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猜测，这是因为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受“宫刑”而发愤著书等原因，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当下文学创作也有着重大意义。
一、太史公私家修史
太史公司马迁的祖先曾经在周朝做过专门掌管修史的“太史”， “当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父亲司马谈在时担任太史令，职掌记录国家大事，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可以观看西汉国家藏书，是位知识渊博、职责强烈的人。司马谈在陪同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时，因为生病了而滞留洛阳，导致他遗憾终身、抑郁而死。临终前，他所要论著历史的理想要让儿子司马迁去帮他实现，于是一边握着司马迁的手，一边哭着嘱托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因如此，司马迁忠诚地继承父亲的遗愿，勇敢地担当起家族的责任，秉承家族修史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事件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坚持客观描写。同时，司马迁修史为个人行为，受皇室干扰较少，因此太史公可以自由客观地在《史记》的每篇文章的末尾发出“太史公曰”的言论。正是因为司马迁私家修史，秉承实录精神，所以他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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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修撰的史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公开于世，正如他自己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但是他对此宁愿遭受千刀万剐，也无怨无悔。这就是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的可贵之处，造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这也得益于他私家修史。 二、太史公“无征不信”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外貌时坚持实录的客观精神，这既是由于他私家修史，修成后不公布于世，“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还因为太史公刻苦学习，接受了良好的修史教育，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一是家庭环境影响。从上文可以得知，司马迁家族有着长期担任太史的经历，他从小受到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又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文献书籍。二是刻苦认真学习。司马迁不仅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他刻苦认真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跟随博学大儒伏生、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知识渊博，为客观公正地修史积累了深厚的知识。三是广泛收集文献。太史公司马迁在刻苦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还广泛地收集文献，既利用自己可以翻阅皇家藏书的机会，还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是坚持“无征不信”。司马迁对于史料文献是辩证的看待，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特别是他在修撰《史记》时更是坚持“无征不信”，他游览各地收集材料，考证研究，如《史记·孔子世家》云“余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有些无法考证的事情，他还询问知晓事情的遗老或有关人士，如《史记·信陵君列传》云“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谓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论》言“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正因如此，司马迁能够客观真实地描写那些人物的外貌。 三、太史公发愤著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太史公司马迁正值全身尽意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为在“李陵事件”中坚持正义，痛恨那些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大臣落井下石、污蔑李陵，尽力为李陵辩护而受到死刑的处罚。根据汉朝的刑法规定，死刑者可以拿五十万钱赎罪或接受“腐刑”（即阉割的宫刑）而免死，但是由于太史公官小俸少、家境清贫，自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赎罪，为了活着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而忍辱负重地苟活下来，于是只能不得已接受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的宫刑，这对任何男人来说是人格玷污和奇耻大辱，他曾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在不得已接受宫刑之前，悲痛欲绝的太史公甚至想到了自杀，可是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担起家族的责任，并且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他含垢忍辱地坚持活下来，发愤著书，一定要完成巨著《史记》，用历史事实去昭示后人。正因如此，即将迈入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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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