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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社会文化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翻译的方式、翻译的取向有着各种制约和调节,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别是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是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文化学转向”以来的焦点问题。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认识都是极大的发展,对社会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后半叶,全球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三次转向:文艺学转向、功能转向、文化学转向。第一次转向,即文艺学转向,发生在前苏联50年代。当时,前苏联文学翻译界开始从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技巧性研究,深入到文学翻译的美学研究,也就是从语言学模式转向文艺学模式。第二次转向,即功能转向,发生在西方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文学翻译界也开始从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技巧性研究,逐渐深入到文学翻译的功能研究中,注意到了文学翻译实践过程的最终目的和效果问题等。文学翻译研究逐渐从语言学模式转向功能模式。第三次转向,即文化学转向,发生在西方80年代到现在。这时,西方文学翻译研究逐渐把文学翻译和整个文化的关系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翻译理论家发现,文学翻译不仅与语言学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还与文艺学、比较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着密切关系。 二、民族文化背景与文学翻译
民族文化背景主要是指哲学,宗教,神话,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下面通过以下例子来说明怎样在文学译品中保留原作的文化特点。 例:宝玉听了,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那里住。
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红楼梦》)
译文1:Bao-yu clapped his hands delightedly: “Just what I would have chosen for you. I was hoping you would want to live there, because I want to live in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 which means that we should be neighbours. And both places are quiet and tucked away.”(Hawkes译文)
译文2:“Just what I thought!” Bao-yu clapped his hands.“That’s where I want you. With me in Happy Red Court, we shall be close together and beautifully quiet”(杨宪益夫妇译文)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喜庆、幸福和吉祥;在西方文化中,红色象征流血、战争、暴力和危险。英国学者Hawkes把“怡红院”译为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绿楼),把“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绿色公子),就“精致翻译”(refined translation)而论,应该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译文歪曲了中国的文化观念。但就自由化翻译(liberalized translation)而论,却是更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理解。因为这种自由化翻译,虽然对原作不够忠实,却可以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发挥重大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颜色的象征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在西方文化中,红色象征流血和危险。这种观念已经被中国人所接受,并表现在“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中。尽量将原作中包含的哲学、神话、宗教等方面的文化特点必须尽可能地转移到文学译品中来。
三、社会文化地位与文学翻译
根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在运用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政治态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各种言说及对话方式,不同的政治意识与言说方式在翻译转换策略上会有所体现。从理论上讲,翻译应是双语转换与文化间的非政治性交流,是不同民族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接受。然而在此交流过程中,翻译会受到文化地位的影响,会因不同民族文化地位的差异在翻译的操作策略上出现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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