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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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原因

关于这个话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研究家，都试图给出一个最恰当的解释，可是几百年来，莫衷一是，于是出现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前人的理论成果，以达到深刻了解这本著作的目的。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大概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从主观方面分析 就是从哈姆雷特的自身性格分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或只单纯从剧中的哈姆雷特的个人性格方面分析，或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的主观倾向来解释哈姆雷特性格中的人文主义倾向，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哈姆雷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考证了；其二、从客观方面分析 就是从哈姆雷特在剧中所处的客观环境去发掘，认为客观因素是他拖延复仇的主要原因，以普劳曼，瑞特逊，克兰和魏尔德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外部条件对哈姆雷特不利导致他行动延宕；其三、综合论 这种观点将哈姆雷特的主观性格与当时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哈姆雷特性格稳重，谨慎，内向，多疑，复杂矛盾，但是他并不是不善行动的人，他深知自己有责任改造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可是他性格中的软弱使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来杀死克劳狄斯，从而接替他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因此便一拖再拖，最终酿成悲剧。有的学者将此观点升华，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时代局限性，更加深入的剖析了哈姆雷特复仇延宕之谜。

心理性格理论是哈姆雷特复仇延宕内因论的核心。 19世纪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柯尔律治从自己的平衡理论（感官的事物的注意力与心灵作用的冥想之间的平衡）中提出了哈姆雷特的延宕源于“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经历全都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哈姆雷特主观上具有治理国家的愿望和理想，可是他性格里的懦弱与谨慎，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还有一种说法是结合莎翁生活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哈姆雷特，赋予他人文主义的光环，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复仇是因为他“不愿采取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不相符合的步骤”。⑴

还有一种内因论观点，一位学者就将延宕解释为一种“价值现象”⑵。我们都清楚在第三幕第三场中，也就是戏中戏之后，克劳狄斯跪祷忏悔的时候，哈姆雷特其实是有机会杀死这个奸王的，因为他已经了然克劳狄斯就是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可是他却因为不想“把这个恶汉送上天堂”⑶而放弃了这一机会，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复仇的价值要有所属，他要杀死的不仅仅是灵魂“清净”的生命，而是克劳迪斯身上的罪恶。“严格的说，哈姆雷特的复仇要否定的是克劳迪斯身上所体现出的罪的价值”⑷，而并不是他祷告时纯洁的灵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因论的另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分析，哈姆雷特患了“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因此他的心思并未放在复仇上，而这一观点被20世纪中叶心理分析家、批评家琼斯所认同，他1990年发表了作品《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哈姆雷特之谜》，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仇恨克劳迪斯是因为后者所作所为——杀死哈父，娶了哈母正是哈姆雷特潜意识里所想的，杀死克劳迪斯就等于自杀，因为克劳迪斯代表他所希望做的一切……而这种说法并不被一些学者认同，例如罗伯特·R·里德就在《哈姆雷特——假延宕者》一问中指出：“恋母情结之谈是最不明智的解释哈姆雷特心理的方法！”⑸无独有偶，国内同样有学者指出“现代精神分析学派企图以‘情欲’来解释哈姆雷特母子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仅是庸俗的，而且也抹杀了他们之间的不可调


和的矛盾。”⑹关于这一点，笔者也同样不敢苟同现代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将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原因与恋母情结结合起来，这一点始终使我觉得毫无道理，甚至十分荒谬。因为剧中的王子对于这位丧夫之后一个月之内便嫁给自己叔父的母亲，是存在着极大的愤恨的，在他眼里，葛特露德王后是一个懦弱而又不贞洁的女性，出卖灵魂，投靠邪恶势力，无疑成为自己敌人的帮凶，而哈姆雷特对于母亲的不满都清楚的呈现在剧情中，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很难解释的通。

除了以上几种内因论的观点外，还有结合宗教以及道德等因素来分析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与内因论对立的是外因论的解释，即“哈姆雷特和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各种客观因素是他拖延复仇的主要原因”⑺。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成了邪恶势力的帮凶，而他的敌人又是一个无比奸诈的国王，所以哈姆雷特在这部复仇剧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李博文和刘小玲就在《是延宕还是理性》中提出“哈姆雷特迟迟没有杀死奸王——克劳狄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⑻这使他不得不考虑周全，步步为营。

而除了这一点之外，哈姆雷特的母亲和朋友作为客观原因也影响了哈姆雷特的复仇，袁素华曾经认为哈姆雷特的朋友同胞，以及他的母亲都对克劳狄斯深信不疑，如此就给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造成障碍。⑼

相比前两种观点，综合论更加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早在1795年，歌德就在他的作品中分析说：“一个秉性优美、纯洁、高尚而有道德的人物，却没有作为英雄所必具的魄力，垮倒在他既不能担当又不能抛弃的重负之下，一切责任在他都是神圣的，这太难了。”哈姆雷特在第一幕第五场的结束语中说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说明了哈姆雷特性格上的缺陷使他不足以肩负起如此伟大的使命，从这点看，如果仅仅从主观或者客观方面分析，难免有些偏颇。查培德在分析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后得出结论“要澄清哈姆雷特的延宕问题，我们必须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⑽研究者雷霖也曾经指出“哈姆雷特自觉担负着按照人文主义理想来重整乾坤的任务，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完成这一任务，时时感到自己无力去承担这样的任务。”⑾

更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挖掘，联系莎士比亚生活的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当然是人文主义的化身，杨春燕在作品里提到“他的无奈迷茫正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受挫后困惑怀疑精神的写照。”⑿当时文艺复兴运动已到后期，人文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显露端倪，莎士比亚以他超越时代的眼光敏锐地洞察了人文主义的先天不足和人文主义理想的难以实现，但他又无法寻求到走向秩序与理性的道路，而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哈姆雷特“思想上的超越就悲剧性地成为其复仇行动上滞后的原因。”⒀而叶舒宪也在作品中指出，哈姆雷特的行动延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人文主义理想及其弱点的矛盾，而在于人文主义思想同旧的封建意识，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之间的矛盾。”⒁

当然，这三点并不能涵盖所有对哈姆雷特复仇延宕原因的研究者的观点，例如英国文学家陈·吉阿就认为，拖延复仇的情节是莎士比亚有意造成的，在剧中有意拖延时间，增加人物和情节，以便有更多的篇幅来表现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内心活动，另一位哈姆雷特研究者吉·克拉福德也持相同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数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也许真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莎士比亚并无意制造哈姆雷特复仇延宕的情节，只是如果在一开始就安排他复仇成功，那这部戏剧就早早收场而没有它的精彩之处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相信以后关于这个问题还会有各种不同的结论，正是有了读者对作品的加工再创造，才能使得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闪耀着持久的光芒，从而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索。

注释：⑴乔建中等撰 选自《文艺鉴赏大观》435页 1989年 ⑵莫云平著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 203页 2007年 ⑶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卞之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⑷同⑶ ⑸罗伯特·R·里德 《哈姆雷特-假延宕者》（Hamlet The Pscudoorocrastinator）见《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第九卷第2期 ⑹叶根荫 范岳著《谈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的形象》 选自《辽宁大学学术论文选编》 ⑺李春元 袁传伟 施宣园 赵长华编 《千古之迹 世界文化史500疑案》380页1996年版 ⑻李博文 刘小玲著 《是延宕还是理性》选自《时代文学》2009年第5期 ⑼袁素华 《从故事母题看哈姆雷特的延宕》 选自《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2卷第4期 ⑽查培德 《关于哈姆雷特延宕问题的争论及其分析》 选自《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6年第6期 ⑾雷霖著《论哈姆雷特之延宕》 选自《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卷第4期 ⑿杨春燕著 《超越者的悲哀-也谈哈姆雷特的“延宕”》 选自《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十七卷第3期 ⒀同⑿ ⒁叶舒宪著 《从哈姆雷特的延宕看莎士比亚思想中的封建意识》 选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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