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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活着》中死亡的救赎性
一、《活着》中救赎性的体现
1.“绝对逆境”中的“他杀”
在小说中,人物一次次的死亡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深潭之中,感受到了窒息的痛苦与绝望。对其中人物而言,这种痛苦与绝望却包含着更多的意义,它还夹杂了一种救赎性。这也许要从这些死亡的共性说起。
首先便是这些人物都死在“绝对逆境”当中。“绝对逆境”即主人公生存的社会大环境极为恶劣,导致他与他周遭的人物人生异常坎坷,这个名词词义与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有着雷同之处。在基督教传说中,夏娃亚当偷食禁果,犯下了罪孽,上帝为了惩罚他们将世界由“乐园”变为“苦海”,并对夏娃说,“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又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于是他们的子孙——也就是后世的人类,因祖先犯下的过错而生来便有罪,只能世世代代在“苦海”中经受磨难,偿还罪过并期望通过信仰而得到宽恕与救赎。后来这个说法被称为“原罪说”。这里的“苦海”与“绝对逆境”非常相似,他们都将世界设定为一个恶劣而残忍的环境。
虽然《活着》中的“绝对逆境”与基督教的“苦海”设定相似,但是造成世界环境恶劣的原因却是不大相同的。
基督教的“原罪说”让信徒相信,自己的人生会经历那么多苦难是因为自己有罪,只要相信上帝,死后便会回到“乐园”中。因此,基督教徒在面对凄苦的人生经历时,心态更为平和,他们相信受苦是应该的,并且苦难终究会结束。所以,基督教之所以用“苦海”来设定人世,从“原罪说”出发,是因为“上帝不肯宽恕人类出生之罪”;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则是带有维稳的目的性。
而《活着》将世界设定为“绝对逆境”的前提却是“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这个概念曾有两位哲学家提起过。一位是黑格尔,他认为人的意识在发展中会进入苦恼意识阶段,希望通过信仰来安抚自己的灵魂,却感到痛苦,因为上帝本身死了。这里的上帝死了多少带有原有信仰因时代改变而崩塌的意思,广义的信仰便是指深植人们脑海的固有观念。在《活着》中,“绝对逆境”产生
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固有观念还在,世界却已经大大不同,人们观念的改变永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比如当主人公福贵费力地适应了一个政策之后,马上又有新的政策出现并影响他的生活,他想用“踏实地做事便能活下去”的想法安慰自己,但是却发现这个观念拯救不了他凄惨的生活和亲人的性命。又再如,春生适应了军人刀口舔血的生活,当上了县长飞入云端,但好景不长,时代的剧变却将他打入悬崖摔得粉身碎骨。
第二位提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是尼采,他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一百零八节中宣布,“上帝死了,但是人们同样也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他的幻影”。尼采所说的“上帝”与黑格尔不同,他的“上帝”泛指一切神明。他认为“上帝死了”的原因是上帝是个多愁善感的造物主,他同情人类,却无法拯救人类,因此上帝便死了,而他的位置将被“超人”代替,超人便是那些远远胜过普通人的强者。他的观点,对基督教可以说是一种否定,因为人们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正是希望能被上帝拯救,而尼采却说上帝救不了人,并且这位上帝正是将人罚入苦海,又见证了人类几千年的罪恶文明的上帝。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上帝”,他让这个民族的文明起源,并见证其千百年的发展,然而那些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滋生的罪恶和道德沦丧,早已违背他最初存在的意义,最终他便灭亡了。在我国,封建文明便是这样一个“上帝”,当“超人”们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国家几千年来的发展规律突然改变了,进入了新时代。而这正是旧时代的人们难以适应的,他们习惯了旧时代的发展规律,新时代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他们无法回归旧时代,又无法适应新时代,所以对他们而言世界便是“绝对逆境”。而《活着》恰好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上,“超人”刚刚替代了“上帝”,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而主人公和他的家族正是那些无法回到旧时代,又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
基督教原罪的“苦海”与《活着》的“绝对逆境”有不相同之处,却也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具有针对性,不管是“苦海”还是“绝对逆境”都更多地指向非特权阶级的生活。在历史中,基督教国家的特权阶级甚少受到“苦海”的折磨,在欧洲古代贵族与教廷更多的是享受到宗教控制带来的福利。而在《活着》中,展现的更多也是针对底层民众和基层官员生活状态的描述,而对上层的描写则是隐晦的,小说中难以掌握的一个个“命运”便是代替了“上帝”的“超人”所作出的决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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