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人民需要的变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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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人民需要的变化趋向

作者：王道勇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年第2期



王道勇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来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经过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已经成功地从一个物质匮乏型社会转向相对丰裕型社会。随着物质产品的空前丰富和多样化，人民需要的结构也必将出现巨大变迁。

一、人民需要的领域拓展

“需要”是马克思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科学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最终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因此，实践中的人在不同层面存在各种不同的生物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和自由发展需要。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需要层次理论，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0页）。而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则指出，随着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人们的需要重点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自我实现、政治民主、环境保护等价值目标。（［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此后几乎所有有关需要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人的需要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需要领域明显不同。

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国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长。这是党中央从实践层面出发，对中国人民的需要领域拓展方向及其内涵所进行的科学判断。应当说，需要领域的不断拓展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新挑战。马克思有关需要满足的相关论述提醒我们，不仅要从实体范畴出发关注人民需要满足的实际状况，更要从关系范畴来进行深度思维。这种深度思维表现为，一方面，要看到有些需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不匹配问题，这种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供给的错位。如“求生存”与“求生态”是两种不同的需要，如果对人民需要重心的判断有偏差，就会误认为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是满足人民需要的必由之路，从而对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迫切性缺乏科学认知。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不同社会群体和阶级阶层的需要侧重点是迥然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的。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有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理解这首诗中呈现的“自由高于爱情，爱情高于生命”这样优先级的价值排序，就不能脱离19世纪中叶匈牙利独立运动高潮以及裴多菲本人的强烈爱国情怀这一背景。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于生命、自由、爱情这三种基本需要的排序，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行业职业群体的主观价值排序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遇到突发公共危机如新冠肺炎疫情时，对生命安全与个体自由的关系，在中国人民内部又会形成高度统一的认知。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能否更好地认识和处理好这些因为人民需要拓展所带来的“新议题”和“真问题”，直接决定了人民需要满足程度的高低。

二、人民需要的层次迭代

作为一种科学用语，“迭代”的本义是指在基本变量确定的前提下，以前次迭代结果为基础进行重复修正，从而最终实现目标的一种行动和现象。在人民需要变化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同一需要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迭代现象，其基本特征就是在迭代前后需要的基本目标不变，但


需要的满足层次在不断提升，出现了1.0版、2.0版、3.0版的不断迭代更新。譬如，在基本民生需要中，厕所就存在一个不断迭代的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富足，可以看厨房；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不文明，可以看厕所。随着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如厕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习近平：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8日）在厕所革命中，既要满足厕所必须干净、卫生的新要求，还要考虑处理好公厕中男女厕位分配不均等长久存在的难点痛点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需要迭代的名单会越列越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城市更新运动”，就是要通过对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出行和老旧社区等物理空间进行改造升级，让城镇居民生活居住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而这次全会提出的其他一些新的发展目标，如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也都是通过解决当前我国基本民生制度中存在的碎片化、欠公平和不可持续等问题，提供版本更高、质量更优的民生服务，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和新需要。

三、人民需要的功能位移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四个基本环节。在匮乏型社会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因为生产及其产品的分配状况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群体和阶级阶层的命运；但随着丰裕型社会的来临，人们除了继续关注生产之外，更多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消费。消费有很多种类型，其中既有以追求使用价值为核心的大众消费，更有以追求符号价值为核心的符号消费。在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中，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满足后，这时人民需要的重心就会出现从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功能位移。符号消费并非一种简单的功能占有与满足，而是一种通过消费来进行群体区分和内聚的过程，是一种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这时，物品的符号象征越来越多地成为个人身份及地位的代码，人们将消费当成一种符号工具，通过消费行为相互传递个人信息，并进行进一步的互动。不同消费品位的群体会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群体风格。当前，我国的汽车品牌、电影和音乐类型甚至各类户外活动等，都在不断进行分层分级分类，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独特需要。

对于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社会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消费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人们开始群体性地反思需要功能位移的开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对过度消费提出了严厉批判，譬如，弗罗姆告诫人们，资本主义正在通过制造各种“虚假需求”，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消费领域操纵人们的欲望和意志；而马尔库塞则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被物欲束缚的“单向度的人”。1970年，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布希亚出版《消费社会》一书，使人们对被物包围着的、有着无穷需要的社会的堕落机制认识更为清晰。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当然与当时的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中一些警示也在启示我们，未来必须加强对需要的功能位移现象的干预。譬如，有些功能位移从大众消费转向炫耀性消费，对不健康的功能位移，需要加以严格限制；有些功能位移需要进行积极引导；有些功能位移则需要全社会大力倡导。

四、积极引导人民需要的健康发展

针对以上三种人民需要变化的新趋势，政府应当从资源供给和政策供给等方面持续着力，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保障。

形成契合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化需要供给体系。在新发展阶段，人民需要领域的向外拓展、需要质量的代际更迭、需要功能的不断位移等，导致人民的需要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也为政府的资源供给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而言，需要结构的重心还是基本民


生，重点集中于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大众消费仍然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需要已经逐渐由满足物质生活的生存型消费向体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品位型消费转变，品牌、品位和品格等成为共同追求的新目标；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需要的领域不断拓宽，迭代速度加快，更具有个性特质等成为这一群体的共同向往。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要着力于产品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与大多数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相适应，确保中低端产品的产能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这些产品的质量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品牌树立、文化创意等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中高端产品。

引导形成健康的消费文化。需要可以区分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人一旦被虚假需要所俘获，就会成为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追求的物化的人。因此未来需要迭代的不断提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种健康的消费文化。首先，要明确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理念，也就是要在节俭消费的理念指引下，倡导人们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与现实需求来满足消费欲望，注重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既要重视中高收入群体可能会出现的大肆挥霍、相互攀比、相互刺激消费欲望以体现其优越感的倾向，也要关注中低收入群体中可能会出现的消费异化现象。譬如，当前我国一部分青年人财富积累明显不足，但对个性与差异性的渴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却在超前发展，为了不使自身需要的满足感受挫，就会热衷于以“月光族”、网络借贷等方式超前消费，从而在追逐虚假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沉沦、丧失自我。政府既要对网络借贷进行规范，更要以各种精神文化层面的教育引导措施增强人民的消费反思能力，使人们能够摆脱对物的无限依赖，不受惑于各种新型的无效符号，并且不断反省和重构自身的需要结构。唯有如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才会持续提高。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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