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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的盛泽缘
杨传咏
苏曼殊(1884—1918),原名苏戬,曼殊是其法号。我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擅长丹青。这位壮志未酬的诗僧,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数次卧病书函友人,相约柳亚子“如果有痊可之一日,必践尊约,赴红梨一探胜迹耳”。苏书信中的红梨、舜湖是盛泽的别称,故在此指盛泽。苏曼殊,出生日本的广东人,依违僧俗之间,一生“狂歌走马遍天涯”,足迹遍及扶桑、南洋、天竺,奔波于粤、港、皖、苏、浙、沪等地之间,然而,在垂危之际,怀念红梨。由此可见,盛泽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驿站。这与盛泽风景之优美,挚友之真诚以及在盛泽进行学术、文学活动分不开的。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三次来盛,一般苏曼殊年谱记载来盛两次,即1912年冬天,1913年夏天;而柳亚子根据苏之书札,推断还有一次是在1913年春天。
第一次来盛,苏曼殊是与郑桐荪、沈燕谋结伴而行,从安庆启程,由上海转道嘉兴乘船到盛泽的。途中船逆风而行,他欲随纤夫一起上岸拉纤,结果跌入水中,被人救起。在郑桐荪家中小住几天后,又经过苏州回沪,其间又从驴背上摔到地上。拉纤下水,骑驴坠地虽比不上暹罗远征途中的危急,但毕竟给苏曼殊留下了惊险的一幕。第二次来盛泽,“住有半个月”。第三次来盛,应是6月初。他住的日子最多,长达二十来天,他“偕燕君行抵舜湖”。他和郑桐荪、沈燕谋来到湖田交错,风景幽雅的盛泽,为的是共同编译《英汉辞典》。月底,又移居郑桐荪之兄郑咏春寓处,在苏州乌鹊桥滚绣坊72号,完成《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的合编工作。
在盛泽,他游览了舜湖和四周的胜迹,“圆明晓钟”、“红梨晚渡”、“锦塘步月”、“目澜夕阳”等,常使他流连忘返。事后,他赞叹“舜湖风景秀逸”,时时勾起他那美好的回忆。江南的锦绣景色,越发激起诗僧对黑暗现实的怨愤,于是觉得美景透示着严冷。在盛期间,他创作组诗《吴门依易生韵》。诗中抒发漫游江南所见所思,深感“垂虹亭畔柳波桥”的凄绝,叹息“淀山湖畔夕阳红”,伤心“暮烟疏雨过阊门”,忧愁“故国已随春日尽”,发出了风雨如晦之中沉重的哀怨和忧国忧民的情愫。苏曼殊的诗作受到龚自珍的已亥杂诗的影响较深,吊古伤今,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用词纤巧,择韵清谐。郁达夫读了该诗后,“觉得清新顺口,读之有味”。体现了苏曼殊诗歌的风格。
苏曼殊交友甚广,其中吴江籍的不少。他参加南社,吴江籍的社员极多,南社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柳亚子乃吴江人氏。陈去病,与之“意极可亲”。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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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十二年交谊笃挚,苏曾将文稿等珍爱之物交与柳珍存。费公直,大同学校求学时形影不离的学友。苏赠费印度藤杖,费连夜作一长诗,曰:“自古交情脱宝刀,得此贞木亦称豪”,可见二人交往之深。郑桐荪,在安庆高等学堂时代“亦同寓所,风雨对床”,常一起谈古论今,和诗、赠画,合影留念。在苏身染沉疴之时,柳、郑前往探病,并资助大洋三十。盛泽是郑桐荪的家乡,郑是柳的妻兄。因而,苏曼殊对盛泽有着特殊的感情。
苏曼殊的盛泽之旅发生在1912、1913年间。这位旷世奇才,身世坎坷,历尽磨难,铸就纵情适性,自由浪漫的性格。虽曾皈依佛门,但当国难临头,他就义无反顾投入民族解放的前沿。他矢志反清,参加“华兴会”、“南社”等革命团体,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袁世凯篡权,理想的破灭,令这位富有“壮士横刀看草檄”豪情的苏曼殊跌入悲沉的泥淖,从而产生了疏离政治的意向,从教、编译成为他的生活目标。第二次来盛的主要任务是编《汉英辞典》、《英汉辞典》,同时,动笔撰写《燕子龛随笔》,还写成了组诗《吴门依易生韵》。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困惑和愤懑的复合情绪,表明他并未忘情于政治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短暂的沉默之后,便是激烈的抗争。结束盛泽之旅的翌月,他就针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的抨击,被孙中山誉为“革命和尚”。
八十四年前的5月2日,这位有着浓厚浪漫气质的诗人与世长辞了。他性格上抑郁孤绝与狂放不羁交互并存,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他对社会问题时而激进,时而消沉。这些情绪在盛泽活动期间也有所反映。
附主要参考书目:
1、《吴江文史资料》第九辑(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 2、《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1985年9月出版) 3、《苏曼殊传》(邵盈午著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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