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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作者：马志伦
来源：《语文天地·高中版》2011年第06期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唯一的一篇游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是年王安石33岁，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安庆）通判。
宋代写山水一类“记”的文章不少，知名的有王禹偁的《黄岗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苏舜钦的《沧浪亭记》等。这些文章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写作缘由，即作者仕途不顺，或遭遇贬斥，因而欲通过寄情于山水来平衡内心的怨愤。如《黄岗竹楼记》中的王禹偁，当时被贬黄州，而黄州之地多竹，因此作者就借竹来表达自己的身世之叹。《岳阳楼记》开头便交代：“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中进士的好友，他在任泰州军事判官时，曾助范仲淹主持筑捍海堤堰，后被人诬告，范仲淹等为之辩护。在写这篇文章时，范仲淹自己也已成为“迁客”，文章既是勉励滕子京，也是勉励自己。《醉翁亭记》一文是作者被贬滁州时所作，表现了其以游山水之乐买醉的复杂心情。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开头也表明：“予以罪废，无所归”。因而把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抒发胸中丘壑。但在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中完全看不到一般游记的这种曲折心态，显示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志，这就使得王安石的这篇游记在诸多游记作品中颇为另类。
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思想往往是儒道相杂，顺境时，怀着济世救民的理想，要大展宏图；逆境时，就求诸大自然释放个人的愤懑，于是投入道家的怀抱。但是儒、道思想在本质上终究是不相兼容的，《论语》中就记载着孔子对于隐者的不屑：“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此孔子表明不去隐居山林的决心。倘若天下太平，就不参与改革，如果天下无道，那就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参与变革，这已成了有抱负的文人的行为指南。从他们的内心深处讲，当然是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壮举，如司马迁在写《史记》的人物列传时，对一些地位卑贱却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人，格外赞赏有加，如陈胜、荆轲，一个是发配到边疆戍边的农民，一个是混迹市井的游子，一般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然而面对险恶的现实环境，特别是腐败的官场，不能让有为的读书人一展胸中抱负，还要受到排挤，要求富贵就得丧失人格，显然这和他们平时所持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昧着良心去求富贵当然是不能的，但内心深处到底是想有所作为的。就像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提到的董邵南，这位“隐而行义”的才子一直受到韩愈的称赞，由于在唐王朝不得志，竟要“游河北”去投奔藩镇王，这就不为韩愈所容忍，因为韩愈一直主张统一，反对割据，而董生这样做实在也是事出有因，不想碌碌无为地平庸过一生。董邵南的这种矛盾与痛苦恐怕也是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因此我们在《黄岗竹楼记》看到的是“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的嗟叹，既悲叹自己的遭遇坎坷，又以志向的昂奋刚毅自我安慰，内心是矛盾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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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