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峰山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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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峰山庄 周围原有内、外两道砖石结构的厚围墙，将整个山庄严实地围成一座硕大的围城，可惜此围墙石脚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拆去修堰沟而全毁。除正大门“牌坊头”外，另在“戏园子”一方建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咏南山”门，门楣上有浮雕石刻“三龙戏珠”、“五蝠呈祥”等，彩绘在各处房屋当头作装饰的麒麟、蝙蝠、喜鹊等随处可见，阶沿石栏精雕细琢，房瓦制作相当精美。为防止土匪盗贼的骚扰和抢劫，还有山庄内建有打造枪炮的红炉作坊，四周修有数个炮楼，有人夜夜守护。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人类体质研究所即迁驻这里长达5、6年。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劳干、梁思永、李方桂等和美国学者费正清、英国学者李约瑟等皆在这里工作和访问过，并在山庄上厅房举办过当时全国最高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郭沫若等名流也前往参观。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把板栗坳栗峰山庄，作为川南民居的精典之作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附有该建筑的平面图。1946年5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离开李庄前，由陈盘撰文，董作宾题额，劳干书，傅斯年、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成等50多个学者一起，在栗峰山庄牌坊头立了一块额为“山高水长”的石碑，碑名《留别李庄栗峰山碑铭》，以表达对李庄的感情。碑文说：“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小伙子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李庄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为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直隶总统府，任务包括人文及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首任院长。蔡元培任内，中央研究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十个研究所。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所曾西迁昆明、桂林、重庆、宜宾等地，抗战胜利后复还京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7年夏设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3月在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后迁北平。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的指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体质研究所（筹）、社会科学研究所三个所，这也是中研院从事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

此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已先行回到重庆，赵元任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须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办理，石璋如予以协助。在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是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六百余箱之巨。车队于1940年10月2日离开昆明向四川李庄进发。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与民生轮船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运事宜。

11月12日，由史语所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下令所属水运局速派潜水员打捞。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善本书籍全部被江水浸透。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闻听大惊，董作宾向重庆的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在宜宾，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1941年1月12日，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1941年1月，最后一批押车启程的石璋如队全船物资才运往李庄板栗坳。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物资已抵达李庄，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办分房事


宜。史语所占据了离镇五公里板栗坳的张氏家族的栗峰山庄。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全部以及数学研究所的部分图书迁至台北，暂存在桃园县杨梅镇火车站仓库；其余研究所皆留置于中国大陆，并发展为后来中国科学院之主体。

中央研究院人类体质学研究所 1940年从昆明迁来李庄，驻栗峰山庄。所长吴定良博士。该所研究人员不多，主要是根据出土的人类骨骼和化石，研究人类进化的发展过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于1944年由史语所第四组中抽出另设，抗战胜利复员后因限于经费，又由史语所收回接办。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内迁李庄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是留学英国的海归派，当他在北大做教务长时，傅斯年正在北大国学门读书，算是傅的师辈人物。后来陶孟和辞别北大主持创办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陶氏率部由北平迁南京，成为中研院下属的一个所。

1937年抗战开始后，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谈判。1941年10月28日，陶孟和致电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板栗坳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

李庄的士绅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任何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弄了个措手不及，陶孟和的大队人马竟一时不知何处栖身。陶孟和只得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把社科所的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1941年5月，陶孟和等人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住居地和办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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