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发展社会学的新趋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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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发展社会学的新趋势(一)

摘要：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理论，继而，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因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利益集团而被扭曲，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因此也跟着陷入困境。现在，发展社会学本身需要通过话语分析来予以重新界定。从知识社会学视角评述发展社会学的演变、发展困境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当前趋势，表明发展社会学并没有“终结”，而是被低估了。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话语分析 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然而，当我们谈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马上会有几分犹疑，这是因为，作为它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目前正处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虽然社会学成为标准意义上的学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在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前，虽有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科演进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还只是些尝试性的综合。在他俩之后，帕森斯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物理学。他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generaltheoryofactionsystem)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贡献要么没有被人认识到，要么就是被人误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领会到帕森斯尝试为社会学奠定起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的企图。结果，帕氏之后的社会学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个字来形容，各种理论流派横行，各个社会学家互不买账，争先创立自己的门派，新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冲突论、现象学、常人方法学此起彼伏。既然作为发展社会学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混乱，那么，到了发展社会学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也成了比较令人头疼的事。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种混乱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2l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仍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在目前关于发展社会学的介绍中，不管怎样批驳现代化理论，都显得极其无力，这是因为对现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这种情况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了。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早期出现的殖民掠夺、人奴贩卖、殖民战争(比如20世纪两次大战)等人类危机。近期而言，边缘国家(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贫困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就贫困来说，据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据GtovanniArnghi测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0％，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就环境污染来说，20世纪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区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开始把污染性工业向外转移，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份额持续减少，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家的污染性工业份额逐渐上升。 以上现实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被扭曲了；二是说明发展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三是表明认清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历史过程帮助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产生过程：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困境在哪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二

1950年，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是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兹(B.F.Hoselitz)担任。依托这个刊物，1951年5月，该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且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1960年，各国学者云集日本箱根，参加了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第一次系统、认真地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为现代化论题确定了一个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应该说，上述标准是综合性的、社会性的。然而这些标准后来被人误用了。因为后来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比如，美国学者列维(M.J.Levy)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一书中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认为，比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Inkeles)给出了度量现代化的10个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


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div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现代化理论这件“黄袍”加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病人”上，就可能会出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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