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的厥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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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的厥中论

1. 人物简历

慧远（公元334—416年），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少时学儒，“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二十一岁往太行恒山（今河北曲阳西北）参见道安，听讲《放光般若》，豁然开悟后，以为佛教远胜儒，道，遂从而出家。入庐山住东林寺，领众修道。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

他的著作被整理为十卷五十余篇。现存著作按类别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论文四篇，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序》、《三当度论序》、《念佛三昧诗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书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出三藏记集》中。

慧远在诗歌、散文、论说文、翻译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慧远生前德高望重，在佛教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著名诗人谢灵运曾为他写了一篇碑文《远法师诔》。南齐僧人道慧读了慧远的文集，慨然叹息，恨自己生不逢时，未能亲见慧远。为了实现夙愿，他和另一个僧人智顺溯流千里，到庐山观看慧远的遗迹，在那里流连了三载才回去。 2. 翻译理论

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论”：文质兼顾，两者合一，折中主义。

3.《三法度》序

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重。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后来贤哲，若能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

4.《大智论钞序》

童寿以此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参倍。而文藻之士，犹以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实。譬大羹不和，虽味非珍。神珠内映，虽宝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来矣！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竞辨，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

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

5. 总结

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方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


解。译文如果光强调“信”而不“美”，也不算成功。这实际是他对生硬的直译派的批评。但是，他又指出，如果一味追求译文的“荣华”，则将使经旨隐晦，歧义滋生，造成严重混乱，那也是可悲的。这是对盲目的意译派的批评。面对这两种翻译的倾向，他认真地作了思索，终于领悟到“圣人”本来就是根据不同对象来说道理的，所以佛经有文有质，因此，翻译时既不能“以文应质”，也不能“以质应文”。于是，他提出应“简繁理秽，以详其中”，“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6. 补充：文质与直译意译的区别

近代以来，西方译论的输入产生了直译意译的提法，并且逐渐替代了逐渐消亡的文质说法。这一历史过程是存在的，并且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在概念上和理论渊源上，文质并不等于直译意译，而在我国译界不少人习惯讲直译意译，而不熟悉中国传统译论中文质概念，但是有的专业人员把二者混为一谈，把重质看成是直译，直派即直译派；重文则是意派，文派即意译派。有的人甚至把佛经翻译和中国翻译的历史归结为从直译到意译的过程，或者认为其中存在一条直译和意译不断论争的路线。这样，中国原有的文质概念就没有了，中国翻译史就成了一部和西方翻译史没有区别和特色的直译意译史了。

这种把质派文派直接等同于直译意译的看法，不仅引起前后论述的自相矛盾，而且混淆了起码的理论事实。用后来的术语说明前人的做法，犯了“时代错误”。首先，佛经翻译作为典型的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借助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质说法来说明，在理论上适当的和自足的，不需要用后来的直译和意译术语来说明。而且用直译意译也无法说明本来的文质翻译概念，在理论上反而容易引起误解。即便文与质的关系与直译、意译的关系有些相似，也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以至于把它们混为一谈。

其次，佛经译论的文与质并不像近现代译论中的直译与意译那样截然相对，或水火不相容，后者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辩，最后以各种不同的界定和见解莫衷一是而告一段落。而质派文派却不是这样，重“质直”的人只是反对在翻译中随意增减和妄加修饰，重“文饰”的人也并非滥加文饰，而是认为原文就是有文采的，翻译不过保留原作的风采而已。可见质派文派虽然有别，但二者本义皆出于要忠实于原文的考虑，属于传统的译论范式。而近代直译意译的分歧不仅是翻译方法上的，而且是翻译理论上的，其争论的时间长度和激烈程度远远甚于当日文质之论。

来源：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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