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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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测度研究

作者：孙计领

来源：《中国市场》 2019年第6期



摘要：可行能力理论把福利定义为人们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组合，超越了功利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仅关注收入或资源的局限性。首先，本文通过梳理了国内的相关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福利评价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户、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上；在福利指标的选取上，有所差别，使用最多的是收入，其次是社会保障、健康、居住条件、心里状态等指标；在评价方法上，主流的方法有模糊评价法、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可行能力理论是一个强大的分析框架，福利评价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应用研究。它在政策或制度评价、多维贫困、福利不平等等研究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福利；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贫困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各项民生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至今仍无法得以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收入或GDP并不能衡量福利水平；片面追求GDP增长不仅不能提高福利水平，反而给社的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武剑和林金忠，2015）。早期的功利主义认为，福利可以用效用表示。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庇古的福利理念，把收入或GDP作为效用的代表和福利的衡量标准。Sen（1992）在对这两种福利评价标准进行系统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该理论把个人福利定义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组合"。"功能"是人们值得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以及达到的状态，即功能性活动。"能力"是人们想到做到的事情和达到的状态的自由。福利真正来说是一个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的问题，而与财富、商品或效用没有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超越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局限，把福利从单一的收入或消费维度扩展到多维概念，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新范式。该理论认为，福利测量的基础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为社会福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姚进忠，2018）。

自Se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他的相关理论才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福利量化及其应用，已在国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为更好地利用可行能力理论进行福利评价相关的研究，本文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现存的主要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2 可行能力理论在国内福利评价中的应用

2.1微观个体的福利评价

国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大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对微观个体的福利进行评价。在研究对象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弱势群体。以土地流转、土地集中或失去土地的农户居多，其次是农民工，对城镇居民和居民的研究也有涉及。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土地流转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发展必然经历的现象，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福利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在可行能力理论的框架下，可以综合评价失地农户的福利变化，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农民工也是国内学者聚焦的对象。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之所以福利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研究农民工的福利，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在指标选取上，与国外的研究相似，一般只选取功能性活动指标。国内文献在福利的标的选取上，使用最多的是收入，其次是社会保障、健康、居住条件、心里状态等指标。虽然以收入代表福利有很多缺陷，但不否认的是，收入不仅是福利的物质基础，还是获取福利的重要工具。虽然可行能力理论认为效用不能作为福利评价的标准，但国内很多研究把心理状况或精神感受，如满意度、幸福感作为功能性活动之一。

在评价方法上，主流的方法有模糊评价法、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由于可行能力的概念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均具有"模糊性"，所以模糊评价法是使用的最多的方法。模糊评价法的步骤有三个：模糊函数的设定、隶属函数的设定和权重获取。由于隶属函数和权重的设定存在一些主观性，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用因子得分度量福利是很多学者常用的方法。为了保证选取功能性活动指标的合理性和模糊评价法的稳健性，国外学者Roche（2008）以因子分析识别指标的选取，并用因子得分与隶属度计算的结果经济对比，提高了测量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叶静怡和王琼（2014）按照这一思路，评价了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福利水平。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用来研究其它因素对功能性活动的影响，可以将可行能力作为潜变量

（Krishnakumar和Ballon，2011；Anand，2008）。叶初升和李慧（2014）把经济增长质量看作可行能力的提升，考察了经济增长、教育等因素对可行能力的影响。

2.2中国福利水平的测度

到目前为止，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测算中国福利水平的文献非常少，本文仅发现两篇文章。杨爱婷和宋德勇（2012）从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6个方面，分别在功能和能力两大空间选取了相应的具体指标，采用集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进行测算。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福利增长缓慢并呈现反复状态，其中功能空间的社会福利增长较快，但能力空间的社会福利徘徊不前。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在长时间内基本是脱钩的。在9个主要国家的对比中，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最低，甚至低于印度。

武剑和林金忠（2015）对55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福利转化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用人均消费水平和基尼系数作为能力的指标，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选取了功能的指标，使用动态因子法对各国的社会福利指数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文章所构造的社会福利指数与庇古理念的福利指数 ，在变化趋势上，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对比发现，中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5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两篇文章均从功能和能力两个维度，选取了不同的福利指标，使用了不同的测度方法，却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均发现中国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像GDP或收入一样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甚至还出现了反复的态势。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以GDP或收入作为衡量福利的指标，在相关的政策制定上很可能在方向上产生根本性的误导（武剑和林金忠，2015）。基于可行能力的福利，具有丰富的评价信息，可能更具有正确的导向意义。

3 结论

将可行能力理论用于福利评价，超越了功利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仅关注收入或资源的局限性，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新时代。本文综述了国内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相关研究。目前国内福利评价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户、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上，对全国居民或城镇居民的研究较少，测算中国福利水平的文献更少。在福利指标的选取上，有所差别，使用最多的是收入，其次是社会保障、健康、居住条件、心里状态等指标。在评价方法上，主流的方法有模糊评价法、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本文认为，在福利评价应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在功能性活动和能力指标的选择上，可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基于可得的数据，选择合适的清单内容，为避免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应采取因子分析方法等客观的实证手段识别维度和选择相应的指标构成。另一方面，在福利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应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模拟多种情况，采


取多种加总方法，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基于可行能力的福利评价研究，在我国处于刚开始的探索阶段，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在指标选取和评价方法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行能力理论是一个强大的分析框架，把它应用在福利评价中，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应用工作，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政策或制度的评价、多维贫困的研究、福利不平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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