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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容散文成长的痕迹
总会做这样一类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也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还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的字一个也看不懂，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张口结舌，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起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紧张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好像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才能好转，才能完全恢复清醒。醒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苦海了。那个时代，要上数学课、上物理课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我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当时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奇怪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好像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的。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滔滔不绝，同学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努力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到那个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
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几何或者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年曾经欣赏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相遇时，提起这些事情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好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容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惋惜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关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和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和平时分，我是成绩还没有揭晓的最后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容，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霎时间，四十多个人的目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面对那样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但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到了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最黑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患这种病的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要补考数学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我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下来，说要复习，然后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地把四道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意。
数学补考时间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忽然之间成了最受怜爱的人物。
三十几个成绩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他们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道，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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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