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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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汉书
《汉书艺文志讲疏》读书扎记

20091001106 刘冬琴

顾实（1878-1956），字惕生，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古文字学家。早年攻习法科，曾在东南大学执教。后在无锡国专任教，教授中古文学。通多国语言，“读日本书，犹本国书也。习英法德三国文字，粗能检读。”喜研先秦史籍，又理西方学术，“究心于古今地理沿革，其后习东西洋史，又探究西北地理。”其著述兼涉史﹑子﹑集三部，主要著述有《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墨子•辨经讲疏》、《庄子天下篇讲疏》、《大学郑注讲疏》、《中庸郑注讲疏》、《论语讲疏》、《杨朱哲学》、《中国文字学》、《说文解字部首讲疏》、《六书解诂及其释例》、《重订古今伪书考》、《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但“刊者十不盈一，盖慎之也”。与丁福保﹑王献唐﹑马叙伦﹑徐宗泽﹑瞿良士﹑瞿凤起﹑张元济等人交往很多，在学问上互相切磋，相得益彰。

顾实注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先秦典籍，凡作著述，都将其放在当时学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宏观把握。他在《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以下简称《汉志讲疏》﹚中说：“夫中国古史蒙昧，曩尝欲撰上古史，而征信于先秦群籍，寻其自然之证迹。”在其《汉志讲疏》自序中，从三皇五帝开始述起，将中国上古至先秦的学术之源流发展叙述清楚，而后将《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引出，凸显《汉志》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而试一审《汉书艺文志疏》，则今古之传，犁然秩然”。在这里，顾实不仅将《汉志》看成是一部目录学著作，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作一部较早的学术史著作。他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以下简称《穆传讲疏》﹚中说：“慨上古史之多阙，而注意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二书多所考证”，认为“得《穆传》以治上古史，则可以为一切上古史之原料也，中华上古史之原料也，世界上古史之原料也。乃至专门学术史，如上古之法治也，交通也，民族变迁也，文化移动也，皆当以此《穆传》为之原料也”，其所重学术源流如此。顾实之所以注重学术史的审视，是由于他认为从学术史源头上把握典籍，可以“本正而末自理”。这种对学术史的宏观把握使其具备了良好的学术史素养，从而使其在治学时游刃有余，轻车熟路。

顾实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早年服膺顾亭林、顾祖禹，兼泛滥于宋明儒书，不久又酷嗜许、郑之学，仔细研读了《皇清经解》正续编。他的这种治学历程使其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但他又不因循守旧，善于利用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他将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横向的外来思想相结合，使得其著述观点更有可观。顾实为民国时人，此时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已渐入人心，“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一时风尚，顾氏也不例外，其思想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这种烙印不是一味的盲从西方，而是将传统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使其观点更加新颖，观察问题独具慧眼。即一方面直承了乾嘉学风，注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进行考证，以资立论；另一方面又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

在继承乾嘉学风方面，他认为治学最要紧的是一字要诀，“曰如，如其原来而不加穿凿”。同时认为凡古书皆有时代性，即在了解其一时代之用语，反对妄事推测。强调以经解经，不穿凿附会，以事实为根据。如其在《大学郑注讲疏》中主张“以大学解大学”，认为《大学》中所说“物有本末”之物，与“格物”之物，非有二物；“物有本末”之物与“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之“本末”，亦同一“本末”，非二本末，这便是大学解大学者，以姬汉书还姬汉书也。反对添字解经，妄加推测，反对朱熹将“大学”释为“大人之学”，顾实认为此等做法为添字解经。认为如果此种习气不改，则“蒙蒙若未视之狗”。他认为“夫大学一语，犹今言大学校也，集中天下人才于中央。”

顾实又认为读书治学要有“逻辑”，注重明学问之先后次第。在《大学郑注讲疏》中，认为《中庸》一书是“用归纳式之方法，组成全书。”在对《大学郑注》进行疏解中，将其分为八章：“一曰大道，二曰格物，三曰致知，四曰诚意，五曰正心，六曰修身，七曰齐家，八曰治国。而平天下章则无有也，盖平天下者，与明明德于天下之变词也。”同时认为《大学》中“格物”，“事有本末”为其重点和核心，“此„格物‟一解无不明，而《大学》全书亦无不明矣。”，反对郑玄将格物与致知倒因为果的看法。逻辑方法是学者在读书治学方法论的体现。在具体运用上，顾实认为“考证群籍，原是读书人当家本领”，朴学的风格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在讲疏中经过考证后指出“某字原作某”，“某字当作某”，不以臆测，真正为字字有来历。在《论语讲疏》中，正文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也。‟”顾实讲疏云：“此孔子之民族主义，文化主义，不与夷狄主中国也。……夏之造字，象有元首股肱之组织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此大同之诸夏也。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乱由此兴，兵由此作，此小康之诸夏也。”又云：“夷之造字，……象有绳以系之，是东方引弓之民也。狄之造字，从犬从火会意，北族行猎而带犬，北方天寒而用火，象其俗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古人命名，皆肖其俗。但言夷狄者，行文之便，从省略也。”从夷﹑狄﹑夏之本以讲起，由其本意而阐发其中义理，有理由据，其所征引载籍斑斑可考。总之在考证方面，顾实无论巨细都能进行比较合理的爬树剖析，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而后归于一宗。又认为“凡治学者，自己无心得，则见人书亦如盲目”，讲求读书不仅有法而且要有心得。人们历来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不同的理解。《毛序》认为：“《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状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郑笺》认为“哀”是“衷”字之误，但是哀窈窕仍然讲不通。朱熹注《论语》认为“哀”字太重，而改为“忧”。皮锡瑞认为《关雎》一诗为“陈古刺今”，“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即哀周道，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清代刘台拱认为应该“兼《关雎》之三而言之”，顾实也持这种观点，但立论与刘台拱不同，他认为：“今虽乐亡诗存，然犹可得而征也。古之乐章，皆三篇为一，《国语》曰：„《文王》、《大明》、《绵》，两君相见之乐也。‟故传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记曰：„宵雅肆三，乡饮酒礼，工入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盖乐章之通例也。《论语》记孔子言《关雎》，本章之外，尚有《关雎》之乱者。‟顾实认为“后世但执《关雎》一诗以求之，岂可通哉？自当以《关雎》﹑《葛覃》﹑《卷耳》三诗兼言以明之，所谓文章皆三篇为一也。”由此得出结论：“是以乐而不淫者，《关雎》﹑《葛覃》也；哀而不伤者，《卷耳》也。《关雎》，乐妃匹也；《葛覃》，乐得好职也；《卷耳》，哀远人也。”此说明顺可通，不盲从前人。在《穆传讲疏》中凡一地名下，必先释今地所在，然后援引古今群籍，语不离宗，或数十字，或数千字，要言不烦。在《汉志讲疏》中援引诸家语为己所用，在对每一小序及每一书的解疏中，皆参稽众说，提出己见，将每一类书的学术源流，版本流传皆一一洞明。而且以。读后足见其文字音韵功底。

顾实具有很高的文献学素养，甚得家法。在目录﹑版本﹑校勘等多个方面皆有相当造诣，并且将其融会到具体的读书治学上。又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有相当高的造诣，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诗经》的研究，历来颇盛，然多为传统文献学和文学史的探讨。《汉书艺文志讲疏》作者从古文字学与语言学入手，进一步引入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关注，对《诗经》各部分之多元的来源及历史变化赋予了新的解答。全书基于翔实的资料与客观的分析，认为《诗经》之“南”、“风”、“雅”、“颂”起初源于不同的乐器之名，其后发展为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音乐体式，因而反映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从而，《诗经》的结集，伴随着商周文明的对抗与融合，经历了一个从礼仪化到世俗化、从标准化到地方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