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文化与80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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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文化与“80后”写作 谢中山

对于80后的写作,学界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于它的认识乃至于是否值得去研究都曾经被质疑过,特别是从传统的文学观点来研究80后的文学,一些人会觉得这些青春写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所以就避而不谈。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大众传媒的炒作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消费偶像,一个又一个的市场神话,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事实上对于80后的写作,我们的研究就应该而且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文艺学的学科界限而走向了文化研究。事实上也是,80后的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就应该“以更宽广的学科视野和知识整合,批评并参与当下的文艺和文化生产”。本文就以80后的写作为例,把它们作为一种时尚文化置于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上进行研究,分析其中所融合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等时尚文化的因素,以及研究他们如何通过大众传媒的渲染和现代科技的包装,获得的比传统文化更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进而对80后作出应有的判断。实际上,80后作家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包裹下成长起来的,孟繁华认为,生活时尚的领导者应当是年轻人。(1)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作家们无疑是一群浸染在“时尚文化”之中的年轻写作者。

一、“80后”写作:以时尚面孔出现的文学

(1)“80后小资”的情结

从SOHO到BOBO,“小资”是时下最具时尚代表性的名词兼形容词之一。虽然上个世纪的张爱玲已经将“小资”的忧郁情绪抒发得婉约可人,属于“70”的安妮宝贝又将小资的生活谱写得淋漓尽致,但“80后”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誓将“小资”进行到底。“宜家”,“行走”,“村上春树”,“星象”,“摩卡”,“星巴克”,“家乐福”,“小镇青年”„„这些小资们最热衷的词,在“80后”的笔下频频出现。“忧郁”、“忧伤”、“感动”和“绝望”最能代表小资的四个关键词几乎成为所有“80后”所要抒发的情感主题。在所有“80后”的作家中,被称为“80后金童玉女”的郭敬明和张悦然是“80后小资情结”的最佳代言人。郭敬明的作品中往往运用一种华美而哀怨的叙事风格,这种带有所谓的“郭氏忧郁”的叙述风格很容易使阅读者产生共鸣,甚至出现某位读者所说的“看一页我要哭五次”的效果。在他的作品中,诸如“泪流满面”这样的句子经常被重复使用。如“站在十六岁,站在青春转弯的地方,站在一段生命与另一段生命的罅隙,我终于泪流满面。”(《梦里花落知多少》) ;“ 在黑色的风吹起的日子,在看到霰血鸟破空悲鸣的日子,在红莲绽放樱花伤势的日子里,在你抬头低头的笑容间,在千年万年的时光裂缝与罅隙中,我总是泪流满面。”(《幻城》)这种重复不仅在他不同的作品中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也在被反复使用。 张悦然则是用一种平静如水,清秀淡雅的笔触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内心都市”,她的这个“都市”总是满怀着忧伤。在她虚拟的空间里,充满小资情怀的男女主人公们演出着感伤、缠绵的故事。不仅是郭敬明和张悦然,“80后”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大都充满了忧郁和感伤的气质。“80后”们习惯将青春描绘成一幅哀伤的图画,喜欢把这种悲伤归结为不可逆转的悲剧宿命。他们笔下的青春总是充满了隐痛和遗憾。或许这就是“80后”小资写作受欢迎的原因。当他们将花样美好的青春撕成碎片掷向读者的时候,这种悲剧的审美,确实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攻占读者的心房。青春是疼痛的,成长是痛苦的,这是“80后”共识的主题。同样是在书写着青春的疼痛,有些作家则更热忠于发出反抗的呐喊声。




(2)“80后愤青”的呐喊

“愤青”在中国大地上有着比“小资”更加悠久的历史及流行空间。王小波同其“门下走狗”们使中国的文学青年们更早地认识到了愤青的可贵与可爱。从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身上,我们隐约可见愤青们的绝代风华。什么是愤青?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曾经有一个文学流派被称为“愤怒的青年”。在代表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同时它也代表了那一时期一次小规模的文学运动。这次文学运动在英国盛行十年之久,得名于其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奥斯本于1956年发表的剧本《愤怒的回顾》。这一派别的作家多出身于工人阶级或社会中下层,对当时的英国政府不满,便把这种愤怒的情绪通过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不过,“愤怒的青年”同中国的愤青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在中国,“愤青”一词的上一次流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几个代表人物至今仍然令人难忘。北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向世界高喊——“世界,我不相信!”他向大地疾呼——“如果有一千次跌倒,我将第一千次爬起来!”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热血与冲动是“愤青”最大的特点,而这一切,缘于年轻。因此,“愤青”很受青年人的喜爱。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愤青从网上踏浪而来,“愤青”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成为了时尚的一种表象。

200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胡坚的《愤青时代》一书。此书一经发表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胡坚事件”让那年盛夏的胡坚火热更胜当时的艳阳。当时的胡坚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公然宣称自己出书是为了获得北大特招生的资格。无论他的这种举动是源于天真率直的大胆还是出于商业炒作的需要,总之我们记住了胡坚,也想起了久违的王二和陈清扬。翻开《愤青时代》,王小波的气息会迎面扑来。虽然胡坚没有王小波那种颠覆一切的力度,但是时尚文化给予他的商业包装却也让他坐稳了“娱乐时代愤怒青年”(2)的第一把交椅。胡坚的畅销与其为“愤青”的呐喊是无法分割的。在这个过度崇尚“小资”而又极力追求个性张扬的时代,“愤青”的呐喊声的确是一剂药效猛烈的兴奋剂。在愤青之外,有一种所谓“愤青中的愤青”成为了当下青年最为崇尚的时尚元素。“80后”作为青春时尚的领导者,当然不会将它遗漏。于是,“80后”小小年纪就有了一种疯狂的自白。

(3)“80后”朋克的疯狂

“朋克”一词外来于“punk”的发音。由于是音译,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我个人认为“叛克”相较于其他译法更具有神形兼备的优势——“朋克”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和极端性。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不是原产与英国的音乐“朋克”,而是在美国演变后的语言“朋克”。深处青春期的群体,他们狂躁不安,无奈而又彷徨,这种强烈的感受使他们的内心倍受煎熬。“朋克”们用精神宣泄的方式来排解这种无法言明的灵魂苦痛。由于这种方式迎合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朋克”因此深受青少年的推崇。中国的青少年们同样面对着他们心中“残酷”的青春,在无法排遣困苦的时候,他们“哈韩”、“哈日”,“哈”着一切与时尚相关的“朋克”因子。在“80后”作家中,将朋克写作进行得最彻底的当属春树。“我想这么表达对朋克的热爱肯定很傻逼,但是我虔诚的心绝对配得上朋克精神,如果朋克可以为着褒义的自力更生,反叛精神„„”或者直接“朋克万岁!朋克万岁!”春树不仅直言不讳自己对朋克地崇尚,在她的作品中朋克的反叛和疯狂也被书写地畅快淋漓。她这样写作——“吃完早餐,潭漪开始亲我,我们做爱的时候,天津的诗人还都没起来。”(3)没有含蓄,没有自制,春树继承着身体写作,进行着疯狂的自我剖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朋克”在新一代的心目中是地位无比崇高的时尚楷模。如果你自诩为时尚的新新人类,不朋克=伪时尚。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春树作品的畅销成为了一种必然。

为什么当下的“80后”写作会出现一张张情状不同但却同样时尚的面孔?为什么“80后”文学会具有这样的时尚化特征?这一切都成因于时尚文化地盛行。




二、文学时尚化成因: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快餐

(1)消费时代的产物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根在《第X时代》一书中,将战后成长的人们划分为三代:1945-1962年出生的人为前X一代,1963—1981年出生的人为X一代,1982-2000年出生的人为后X一代或Y一代。“80后”作家的写作无疑是Y一代或X一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正在中国的土壤中畸形地膨胀起来,文学的审美性逐渐成为消费性的附庸。许多“70”、“80”代的作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选择了对纯文学的背离。“美女作家”的出炉,网络文学的喧哗,私小说的复归,对文本的消解与戏谑,从90年代开始,中国小说渐渐成为了“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属于Y一代的“80后”们,他们的成长期都在90年代。他们所阅读的文本大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由于“80后”还不是一个拥有完善风格的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往往受阅读经验的影响。虽然“80后”作家们都在力求营造一种承袭于网络文学的“众声喧哗”的个性化,但是这些年轻的写作者们在集体无意识的自觉模拟中却不可避免地在受大众欢迎的同时也成为了时尚文化中的一道餐点。 “20世纪90年代文化时尚的表意形式,其典型可以列举经过东方化后的现代主义理论。”(4)大众文化侵袭下,“我们周围是卫星电视的节目、MTV、广告、电子游戏机和燕莎、赛特这样的巨型购物中心。我们不再是80年代寻觅激情的人们,而是在第三世界话语中‘后现代’的人们。”(5)90年代的写作,遵循着后现代的特征,“80后”在描摹的过程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这种“文化时尚的表意”——“反对整体和结构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快乐的艺术态度;‘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6)的后现代特征。

(2)“文学自觉”的选择 王蒙在他的《躲避崇高》中这样写道:“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7)“80后”们走过“顽主”时代,经历了“痞子文学”的洗礼。在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下他们自觉地选择了时尚标签。“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忠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儿统统失效,用但影的话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这种自由宣言不仅只有春树一人发出过,郭敬明、韩寒也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作家,只是专心写字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游戏。“80后”写作在巨大的时尚泡沫中产生并生长,他们在作品中任意运用可以成为文化消费品的素材,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他们的作品商业化的成分显得过于浓重,“市场的冲动压倒了写作的冲动。”(8)由著名作家马原作序的《重金属》一书出版之后,一场所谓“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的比拼与争斗开始上演。一方面,以被称为“80后五虎将”的李傻傻、胡坚、张佳玮、蒋峰为代表的实力派极力排斥“偶像派”,他们认为韩寒、郭敬明等“前辈”干扰了青春写作的质量,正是这些偶像派们的存在使得主流文坛一直对“80后”写作存有偏见。在另一方面,偶像派一直在强调读者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作品的畅销是最好的证明。派别之争还没有结束,关于“谁是‘80后’文学代表”的争论又开展起来,一时之间已经热闹非常的青春文学变得更人声鼎沸。这种喧哗本身即具有了强烈的商业性。 “80后”的写作可以被称为速写的文学,与以往长篇写作长期痛苦的酝酿过程不同,他们的创作速度惊人。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类节目中,郭敬明曾说过自己对媒体宣称的“一个月”创作周期实际上是自己刻意加长过的。不仅是郭敬明,其它“80后”作家的写作都具有着这种类似“速食面”式的时尚快餐性质。即便是实力派的代表,最被看好的李傻傻,翻开他的代表作《红X》,我们看到的也仍然是模仿,“根本就是模仿《蒙面之城》,《红X》和《蒙面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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