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与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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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与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

[摘 要]以学术发展和社会嬗变为基点梳理技术乐观主义思潮,指出20世纪以前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潮是科技非理性运用的重要根源,并从功用、性质和特征等层面对未来的技术进行反思及展望。

[关键词]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社会功用;梳理;反思

中国有句咒语“愿尔等躬逢盛世”,但人类发展到新世纪的今天,却由于对科技的非理性运用而陷入罗马俱乐部所言的种种困境,诸如核恐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水土流失、温室效应、人口老龄化、拥挤和噪声等等。如果追本溯源,技术乐观主义思潮对此难辞其咎。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回眸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技术史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可以汲取的经验,也有需要反思的教训。在技术社会学中,学者们通常将技术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归结为“技术的社会功能”,反之则表述为“技术的社会问题”。技术乐观主义产生于人类对技术的社会功能有所了解但又缺乏理性认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虽然技术乐观主义源远流长,远在上古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确信技术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优美,并把人类的制造活动分为“教化技艺”(如医疗和教学等)与“构技艺”(如钱币、轮船、房屋和雕像等)两种[1]。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技术乐观主义却直至19世纪才最终形成。就思想和学术渊源而言,技术乐观主义可以追溯至认识论乐观主义。历史步入近代以后,接踵而至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共同构建起新型的观念结构,不仅冲击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且也为科技革命的产生扫清了障碍。其中,文艺复兴提倡科学、人权和人性,推重人力、人生与现世的意义;宗教改革反对垄断文化教育的罗马天主教会,追求思想和社会的双重解放;启蒙运动鞭挞愚昧与无知,用平等和自由否定教权、王权及特权。在此背景下,崇尚知识和理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儿以及莱布尼茨是典型代表。

作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倡言人,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勾画出一个技术活动兴旺发达、由技术专家负责行政管理的理想国,并盛赞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将这三大技术发明凌驾于亚历山大的武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之上,认为它们比政治上的征服及哲学上的论争更有益于人类。与培根相近,霍布斯直接提出“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儿构想出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其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和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其中,医学负责医治肉体疾病以延长人类寿命,机械学研究舟车之利以为人类造福,伦理学以探寻心灵良药并使人的灵魂得以安宁为己任。莱布尼茨提出“最好之物原则”,其要旨是: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作好所有安排,要使人世间的一切都趋于尽善并达到和谐,因而宇宙和人世间必定是最好和最完满的。假如它们还不够美好和完满,那也必将朝着越来越好的状态发展[2]。

虽然,早在近代初期,对技术社会功用的异议和挑战就时有出现,卢梭就认为技术的发展压抑、泯灭了人性;英国产业革命后,也有少数悲观论者指责由于高性能机器的使用而导致的普遍雇佣童工和女工、手工业者破产和工人阶级被剥削等现象。对此,狄更斯也曾慨叹:“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尽管如此,还是应当承认,直至19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却始终是培根与笛卡儿式的乐观主义。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由于无节制发展而造成的盲目与失控,使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这时,异议和挑战的声音开始由弱变强,形成一股与技术乐观论相抗衡的力量。因此,与前几个世纪相比,20世纪人类的技术观,更多地表现为乐观论与悲观论的相互交织。虽然此间不乏绝对乐观论者,但在通常情况下,在同一技术思想家的同一论著中,却往往既能看到乐观的愉快流露,也能显示出悲观的某些特征,只不过是孰轻孰重而已。譬如赫尔曼·卡恩就承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气候恶化等问题,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对人类并非生死攸关,因此不足为虑。在赫尔曼·卡恩看来,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完全可以满足人类经济发展之需,海洋、地层深部和外层空间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人类可以凭借更好的技术与更完善的工艺对已经开发的资源和能源进行再加工及再利用。因此,自然因素的制约不足以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赫尔曼·卡恩不同,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作为批判对象,认为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此,他被学界公认为技术悲观论者。但即便是这样,哈贝马斯也不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使科学、技术及其利用结成一系,最终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如果说赫尔曼·卡恩的主


导技术思想是乐观论、哈贝马斯是悲观论,那么赫克斯利、埃德加·莫林、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等人的见解却难辨伯仲。赫克斯利在小说《美好的新世界》中,既确信技术将统治人类,使人类免于知识的不足和苦痛,又以一种悲观的语调谈到技术发展会使人类丧失美、自由和创造性等问题。埃德加·莫林在《地球祖国》一书中历数了技术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种种舒适和便利,同时又用大量篇幅描写文明的疾病与危机,并把技术连同科学和工业一起并称“载着人类的命运狂奔”的三驾马车。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进行的有名对话中,多处涉及科学技术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双面影响问题,并达成共识:科学技术既制造了各种交通工具又酿造了废气和噪音,既导致农药和化肥的出现又减少了农产品的营养,既推动了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过分消耗了有限的资源,既完善了现代组织机构又压制和扭曲了人性,既扩大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又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被动与惰性,既创造了医学奇迹又不断丧失对生命的尊严,既发现了原子能又孕育着毁灭人类的危险。对此,梅纽因也曾感慨地写道:“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和理想。”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S·沃尔加斯特等学者才说:如果要把技术哲学中的两个流派的划分方法绝对化,那就是削足适履了。由于没有更好的分类方法,故此把技术哲学分成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只是当作工作假说来使用”。

四 如果将人类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科学技术,那么必然的逻辑后果是由科学技术来承担人类失误的全部责任,从而导致由一个极端(技术乐观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技术悲观主义)。通观技术乐观论,它与悲观论一样,都以对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功用的错误判断为基础,都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都把技术游离于社会总体之外孤立地加以考察,都视技术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力量。如果说悲观论的偏颇在于否定技术的社会价值以及低估人类发展的潜力,那么乐观论的局限则主要表现于忽略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等领域的变革,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淡化其他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淡化社会改革及社会革命的意义。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系统和技术系统都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要牵涉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任何国家、社会或民族,无论其前进还是后退,无论其富裕还是贫穷,都并非只是社会的某个单一方面因素自身发展的单纯过程,而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联系的特定历史现象。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科学技术的社会功用,并始终承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要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认同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从国家大政方针的角度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但是,这并不等于科学技术决定论,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也并非否认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体现其积极后果。相反,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用,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科学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布罗代尔曾强调:“不能完全都用物质因素、社会因素或社会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可能起源于单一的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明都曾对它产生过影响。历史也往往作为力量对比的最后裁决者起作用”。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审视技术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也正是因为意识到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美国自60年代起诞生了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STS。目前,该学科不仅盛行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诚然,技术乐观主义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不乏启发性及合理内核。据统计,在地球上的生物每年生产的1 540亿吨有机碳中,竟然有88%来自于海洋。由于海洋科技的急速发展,海洋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经济价值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海洋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国土”,而是人类最具开发潜力的矿产库、能源库和食品库。因此,如同对待技术悲观主义一样,对技术乐观主义也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而是要在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的两面性的基础上,同时摆脱这两种社会思潮的束缚,并努力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利用技术和发挥技术的社会功能。关于技术的未来,笔者认同这样的认识:第一,技术的风险和益处都是真实的,人类生活在技术的正负效应同时显现的世界,因此必须加以正视。第二,技术问题具有世界性,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解决,故此需要全球各国的真诚合作。第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教育”,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非技术人员,都必须接受适当的教育,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第四,研究技术问题要与研究社会问题相配套,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有机体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技术与社会有机结合,使技术与人类的目标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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