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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近代哲学的自然化是从培根开始的。
有些历史现象常常使人困惑,培根就是这种困惑之一。哲学自然化的基础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直观性、实验性的物理学的发展。而培根作为经验哲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作为使科学研究的过程逻辑化的开拓者,却反对近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也是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哥白尼的“日心说”。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为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出现而欢呼,为哥伦布的地理发现和伽利略的望远镜而欣喜若狂。他认为这一切改变了世界的整体面貌,所以他自称是“新理性世界”的哥伦布。翻开他的代表作《新工具》,扉页上是一艘鼓满风帆的船,它正驶出旧世界的尽头而进入大西洋去探险。他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只要有了正确获得知识的方法,人类就能够发现自然本身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凭借科学的发现和方法而不依赖神的恩赐就能驾驭自然。这位在政治生涯中屡遭挫折的议员,有点象中国的司马迁,要凭借著书立说和思想上的发现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
解放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使理性从神的束缚下分离出来。于是,培根接过了约翰.斯各脱的“双重真理论”,主张哲学与神学的分离,反对用理性真理去论证启示真理,反对用哲学去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把哲学研究的核心由神转向了自然和人。在反对中世纪神学的同时,他也反对为神学本体论服务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因而他对古代经典的态度就颇为轻蔑。他反对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以及自然学者们。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反驳和相信,更不是为了寻找议论,而是为了思考。他把发现真理的人格气质概括为:
探索的欲望、怀疑的耐心、沉思的嗜好、断言的谨慎、重新考虑的果断、整理的仔细以及痛恨一切欺诈。在反对魔法、巫术等迷信的斗争中,他坚信要征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自然,而服从自然的最好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自然。只有这样,知识和力量才能合二为一。培根在反形而上学中的最大贡献有二,首先,粉碎了人类凭借神学在心中所建造的种种幻象和权威,让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其次,他粉碎了逻辑演绎万能的神话,还哲学和科学以实证的、经验的归纳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的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以方法论清除本体论的倾向要追溯到培根。培根在《新工具》中就把自己的哥伦布发现成为方法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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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正确的方法首先要摆脱成见。他坚持认为一切科学都必须从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开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用净化过的心灵去面对大自然。然而,心灵的纯洁化并非翻掌之功,人心常常受到各种偏见、私心、假象、权威的迷惑,变成失真的“哈哈镜”。这就是心灵的幻象。培根首先提出破除四种幻象。“种族幻象”是指群体的自我欺骗,追随大众舆论;“洞穴幻象”是指个人的私心、偏见;“市场幻象”是指由语言的滥用所产生的成见,人们往往不加思考地相信所有的词汇都有与之对应的事实,而在实际上,许多词是幻象,如巫术、魔法、命运等。而且,语言有显意与隐意之别,字面上的意义并不就是词的真实意义。“剧场幻象”是盲目依从权威所产生的偏见,也是指各种思想体系在争论时各执己见而产生的成见,特别是对神学和权威哲学家,人们很容易不加思索地顺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清除掉这四种“幻象”,才能进入真理的王国。
清除幻象是为了掌握正确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培根轻视数学(因为数学是演绎法的基础),坚决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法,而反对演绎法就等于向全部传统的哲学挑战,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古代哲学的方法基本上是演绎法。培根提倡的是把经验的观察和正确的推理相结合的方法。
他把真正的科学家比作蜜蜂,认为单纯的实验家是蚂蚁,只知道采集和利用观察到的材料;单纯的推理家是蜘蛛,只用自身的东西编蜘蛛网;而实验家和推理家相结合的科学家是蜜蜂,从自然中采集材料,然后用自身的能力来处理和变革这材料。也就是科学的方法必须从不带成见的、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真理,再从这真理出发,通过逐渐的归纳和推理,进入更带普遍性的理论概括。更为野心勃勃的是,培根要根据自己的新方法制定出一整套所有勤奋的人都能用它来作出科学发现的标准程序。于是他编了三张系统地记录观察结果的表,只要你按照他的程序依次制定出这三张表(肯定事例表、否定事例表、程度表或比较表)就能有所发现。演绎法从自明公理开始推论,而归纳法从观察、经验开始推论,前者相信有人人赞同的自明真理在,后者相信一切都源于观察、经验、事实。
但是,培根其人也许生来就缺乏想象力,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与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功名利禄的热衷之间有一种非常平庸的天然联系,他教导别人清除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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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他的哲学中又浸透了他自身的“洞穴幻象”,这就注定了他不会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家。
培根要求净化心灵,认为科学只能开始于不带任何成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想到,人的心灵从来不会是洛克式的“白板”,净化心灵的要求是痴人说梦。人的任何观察不可能不浸入观察者的主观成分,培根式的纯客观的观察是一种神化观察、神化经验的形而上学。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神学。其实,心灵纯洁化是认识真理的必须条件的观念从古希腊就开始。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主张心灵净化的。他们认为清除感性欲望、感官错觉以及人出生后的堕落是发现“理念”的前提。中世纪的神学更是如此,进天堂、见上帝的最重要条件是赎罪,使人格纯洁。因此,培根的“幻象说”颇有些认识论原罪的味道。对于科学发现来说,关键不在于怎样认识主观性在科学中的作用。任何科学观察都是有目的的观察,或者是观察者带着自己的问题开始观察,或者是根据假设进行实验,人的期待、好奇、探求的欲望是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不带有观察者的问题和假设的纯观察、不带有主观性的纯客观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此,培根式的纯观察仍然带有宗教色彩,其绝对主义仍然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与一切知识来源于上帝在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
与此相关,培根的新方法也具有教条化的特征,他大大地贬低了独创性、天才和直观洞察力、想象力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培根式的归纳、推理只是一种清单式的机械排列,这样的科学研究发现不了伟大的真理,至多能为科学假设的提供准备材料。经验不是万能之源,归纳也不是全知之法,而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正是走在经验万能、归纳全知的道路上。最典型的就是培根。而他梦想为所有人发明的程序更是一种宗教式的幻想。在任何研究中,方法都带有个人性。
统一的方法象统一的本质一样不可能。他以后的经验主义大都注意到了人的感觉经验的相对性,人的主观性对认识世界的能动作用。尽管如此,培根毕竟在所有人都没起步之时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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