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公共品质：社会和谐的内在根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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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公共品质：社会和谐的内在根基(一)

摘要：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的经济伦理意义，在于证明财富即可成为社会对抗的源头，也可成为社会和谐的根基，关键在于能否彰显财富的公共品质和公共责任，弘扬“仁富一体、为富者仁”的“全面财富观”和“责任财富观”。否则，将会摧毁财富增长的政治伦理根基。这样，财富非但无法成就人，反而奴役人；非但无法整合社会，反而撕裂社会、使社会沉沦! 关键词：财富；公共品质；和谐社会；政治伦理；公共责任

财富既非天生地长的自然之物，亦非无关灵魂的纯粹之物，更非外在于人的自在绝对物。相反，它乃是最具公共性的社会存在物，亦是最关乎人类本质的对象性存在物，不仅其生产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其分配与消费亦皆具有公共影响力。这是因为，就政治哲学的立场看，财富既物化了人与人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又凝结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它既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又承载着人的精神理念；它既是人们自我实现的载体，又是其贡献社会之途径。故本文之主旨，意在透析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之政治伦理意义，证明财富的公共品质既是财富可持续增长的伦理根基，亦是社会持久和谐之命脉，否则，丧失了公共性的财富将成为社会撕裂的源头。为此，一如新教是深入西方人骨髓的伦理基础，我国亦无法从外部移植其伦理根基，而只可从自家血脉中找到切近本己的经济伦理。 一、巴菲特案的中国效应

2008年6月，曾排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宣布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是将580亿美元私产“裸捐”给其名下的慈善基金，不给子女留下一分一厘，二是宣布正式从微软“裸退”，转而全力从事慈善工作。这不仅刷新了股神沃伦·巴菲特2006年6月创下的个人慈善捐款370亿美元的世界记录，而且创下了全球最大实业家转战慈善事业的世界记录，书写了“首富变首善”的当代传奇。这两位全球超级富豪的联袂善举，这两笔近乎天文数字的个人捐款，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轰动。

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之强烈刺激性在于，它凸显了中外富人乃至慈善文化的巨大反差：欧美富人大多仁义慈善，虽乐于享受财富带来的幸福与荣誉，但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风尚，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故公众大多羡富而不仇富。与此相比，中国新富留给公众太多负面观感，且不说其直接引领吃、喝、嫖、赌、毒、贿之类负面风尚，单就慈善捐款而言，在我国，富人捐建的民间慈善基金很少，即使就半官方的希望工程、中华慈善基金等而论，其捐赠主体亦是穷帮穷之穷人，富人捐款只占其中小部分。

当然，随着公益捐赠被纳入“现代市场营销”范畴，很多急于曝光和改善形象的富人亦纷纷捐款，其中亦不乏气度恢弘的大手笔。比如，蒙牛集团鼓吹“喝中国奶，强壮中国人”，大肆宣扬凡购买蒙牛“爱心奶”者，皆等于献出一小份“为中国百所学校免费供奶”的“爱心款”。此外，鼓吹“饮水思源”的农夫山泉亦大搞此类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慈善事业”。此类“操之在商”的捐赠，其功利性、商业性、炒作性均太过强烈，既缺乏有效社会监控，亦实在无多少道义可言。 其实，当前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既在于其吝于行善布施，更在于其致富不仁、不择手段赚黑心钱。三聚氰胺、大头奶粉、苏丹红、矿难、生态危机，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生产安全事件一再警示我们：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国人备受基本必需品之匮乏的煎熬，改革开放后国人则备受基本必需品之安全的折磨。毋庸置疑，致富不仁之害远胜于为富不仁，它表明中国富人不仅拒绝承担道义责任，甚至还拒绝承担最起码法律责任。故当务之急，不是激励富人行善布施，而是阻止其野蛮致富，当下中国之痛，不是富人懒于为民造福，而是其勤于造假害民。故我们应将关注焦点从“致富后”转向“致富时”，乃至“致富前”的财富观，富人首要承担的不是富裕后的道义责任，而是致富时的法律责任。

遗憾的是，“中国富人为富不仁”之争始终游走在“仇富一羡富”两个极端之间，要么重陷于无商不奸的富人原罪论，似乎富人即使捐出一切亦无法救赎堕落的灵魂，要么“一善遮百丑”，富人一旦披上慈善家外套，就变为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无视其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


无论煽动仇富心理的富人原罪论，或鼓吹财富万岁的富人高贵论，皆是富人不可承受之重。一旦关于财富的讨论被偷换为关于富人的讨论，富人要么成为人人欣羡膜拜之对象，要么沦为人人得以攻击之目标，那些不富或未富者，则似乎皆无可指责或无需负责。其实，仁义廉耻本是无论贫富贵贱都应坚守的公德底线，谴责“为富不仁”不等于赞许“为穷不仁”。故需警醒的是，当前中国为富不仁的主体，绝不仅是已发财的不义富商，而是囊括一切力图不法致富之人。比如，教师收刮学生钱财乃为师不仁，医生聚敛病患红包是为医不仁，官员贪污致富是为官不仁，记者有偿报道是为言不仁，警察徇私枉法是为警不仁，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是为法不仁。未能幸免的是，坑蒙拐骗的小商贩是为贩不仁，一向老实巴交而如今却制售高毒性农副产品的农民，那亦是为农不仁。

可见，问题已超出为富不仁，甚至超出了致富不仁，而归属于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认同的“为人不仁”。上自吃喝嫖赌之新富，下至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上自贪腐高官，下至不良平民，他们普遍缺乏基本职业操守；从以“社会良知代表”自居的教师医生，至马路边的贩夫走丐，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欺诈。可见，“中国富人为富不仁”之争的浅薄性，既在于将为富不仁限于富人们吝于慈善公益，还在于将为富不仁者限于经商致富者，既未发现为富不仁背后的为人不仁，也未看到其将导致的社会碎裂，故只能就事论事、牵强比附。 二、问题的症结：财富的公共品质与公共责任

正如马克思所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而“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换言之，财富并非独立自生、自在绝对之物，而是凝结着人类社会劳动、最具公共性的社会存在物，是人类彰显其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关乎其本质的对象性存在物。故身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吾等非但不能回避财富问题，相反，只有切入财富的本质及其伦理根基，才能洞悉人类全面发展之道。 概言之，财富的公共品质与公共责任，首先源于财富拥有者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存在关系。“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马克思经常引用的名言，强调了一极基本亦极易为现代人遗忘的事实：“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即任何财富均离不开土地、水、空气、原材料等资源，大自然乃是人类最原始、最具公共性、须臾不可离的生存空间。故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无论人们付出何等巨大劳动，任何人皆不能贪天地之功为己有，更不能忘记回报保护大自然。即正如当代生态经济学所揭示的，财富增长的伦理基础，首先在于人与大自然的政治伦理关系，故人类作为大自然之子在享用资源之余，理应承担起保护大自然之公共责任。否则，一味自矜自夸、自狂自大于“劳动所得”，而拒绝回报大自然，乃至忘恩负义、竭泽而渔，那无异于自毁财富增长的生态伦理基础，终将难免自绝于大自然的厄运。显然，包括盖茨和巴菲特在内，欧美富翁之所以尤重环保，无疑源于其意识到对大自然的公共责任。

其次，财富之公共品质源于财富拥有者与财富创造者的对象性关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自阶级分化以来，无论是否承认剥削的存在与合理性，但每个思想家都承认，财富生产乃以维持其拥有者与创造者之间的经济伦理为前提，否则，一旦此种政治伦理陷入对抗与碎裂，财富亦就将失去其增长动力。同样，“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此劳资伦理乃是现代财富增长的政治伦理基础。早期资本主义的最大失误，就是忽视财富增长的伦理基础，放任市场自由调节劳动力供给，从而造就一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失业无产阶级大军。鉴于此惨重教训，战后西方各国虽仍否认剥削，但皆奉凯恩斯经济学为旗帜，全力构建基于严格高效税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动用国家权力缓解阶级对抗和社会分裂，从而为战后持久繁荣夯实了劳资伦理基础。但正如鲍曼所言，“将犹太教与金钱、权力，准确地说是与人人痛恨并谴责的资本主义弊病结合起来的趋势，实际上使常常就潜伏在表层之下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流行疾病将仍留在体内。”即大屠杀之根源，乃是因忽视劳资伦理基础而引发的仇富情结，故无论今天还是将来，若不承担起稳定劳资伦理的公共责任，富人仍极易沦为社会


碎裂之牺牲品，一如“富有而可鄙的犹太人”不幸沦为“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敌意所需要的支撑点。”

最后，财富的公共品质还源于最为私己的消费领域，即财富拥有者和财富的对象性关系。财富成就人，还是毁灭人?究竟物为人役，还是人为物役?这是个亘古常新且关乎人性本质的课题。人只有凭借现实而感性的财富，才能确证其生命存在与意义，故财富成就人、肯定人、提升人。但除物质维度外，财富还有精神维度，它一旦异化为纯粹物欲、彻底世俗、极端私己、仅关乎生存而无关乎意义之物，就会成为将人狭隘化、虚无化、物化、矮化为“经济动物”的异己力量。显然，无论财富成就人还是毁灭人，相关事例均数不胜数，东西贤圣之相关阐述亦实在足以汗牛充栋!毋庸置疑，在此物欲横流、消费至上的时代，人类面临着蜕变为“胃居前列”的“官能性的人”即消费动物的危险，盖茨和巴菲特等之所以几乎倾囊而捐，乃因其遵循“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功的新教圣训，不愿意巨额财富毁灭自己和子孙后代!可见，因直截切近最具普泛性的人性，故即使在最为私己的消费领域，财富亦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和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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