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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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2、作为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

文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都通过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或者解读某种文化现象的方法。他们都以一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且都有着强烈的直接干预公共政策的理论冲动。法兰克福学派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将其作为把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来研究”，同时，他们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的。于是在其理论中，他们努力寻求政治改革的新策略（如阿多诺的回归批判性）、政治改革的新机构（如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回乡渴望）、政治改革的新模式（即他们所努力鼓吹一种新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等）。就媒介文化的视角来看，他


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传媒所有制问题（即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归谁所有）、媒介制度（即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公共性）、媒介权力问题（即谁在掌握着又是如何操作着媒介权力）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政治改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信息的公开与否，一个社会开明、进步以及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与媒介制度息息相关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评话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们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被它利用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商业文化。比如，法兰克福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的“爱欲”被通俗化为性解放的理论等。对抗文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它表面上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3]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更具有先天的参与政治的冲动，这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大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认为媒介文化是普罗大众在利用传播媒体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文化是工人阶级自身创造的，媒介文化就是大众在利用媒介的时候自己解释出来的文化，而不是权力意识形态和资本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先入为主的文化。所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文化观点更加鼓吹一种“抗争”功能，费斯克甚至提出了一种“符号民主”的观点。虽然后来学者对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观点颇有微辞，说他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文化民粹主义”（或曰“文化平民主义”）。如果说法兰克福的政治理想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的话，那么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理想则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3、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动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的自成一格，形成了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哈贝马斯是德国的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无疑具有很深的历史学特色；同时又把公共领域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使得其研究视野无所不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坚持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因而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在其抽象的理论观点上也是相似的，这一观点要求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研究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它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动员了多种理论用来研究文化现象，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特别是以莫利开始的民族志方法论实践，把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有了充分而又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后来的费斯克的文本解读实践更是把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之中去，比如他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摇滚乐等等的解读，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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