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 啼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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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故事梗概)张恨水

初春四月，樊家树由上海来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北平求学。在表兄陶伯和夫妇的陪伴下，樊家树逛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

这天，游兴方酣，他独自一人来到天桥水心亭这个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在一个小茶馆里，结识了走江湖的豪侠壮士关寿峰。老人年过花甲，力量超人，家树十分佩服；从老人豪爽的谈吐中，家树了解了他的身世：他年壮时干过胡匪，夫人和儿子都被官军杀死，自己带着女儿秀姑从山东逃到了北平。自此以后，家树常与关寿峰来往。一天，寿峰老汉得了急病，家树慷慨资助，把老汉送进医院，关家父女对此感激涕零。

家树在天桥还认识了唱鼓书的凤喜姑娘。她唱的《黛玉悲秋》，婉转凄切，深深打动了家树的心。凤喜的母亲沈大娘，见家树年轻阔绰，为人老实，就把他当作靠山。在家树的资助下，她们一家摆脱了困顿的处境；凤喜进了学堂，慢慢地两人产生了爱情。正当家树与凤喜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的时候，家树的母亲突然病倒，来电催他回去。家树无奈。只好给凤喜留下几百块钱，就匆匆忙忙回杭州了。

世上的事情往往就那么巧。就在樊家树南归期间，驻军办公处长、后备军刘德柱将军。新近丧妻，见到凤喜如此年轻美貌，便缠住不放。开始送金钱珠宝引诱，尔后又用武力威吓。凤喜出身寒微，势单力薄，经不起软硬兼施，又加上家庭的逼迫，嫁给了凶暴贪色的武夫刘德柱。

数月后，母亲病愈。家树回到北京。听说凤喜之事，犹如当头一棒，积郁在胸，整日闷闷不乐。陶伯和夫妇一心要做月下老，介绍家树认识了盐务署长何廉的干金何丽娜。何小姐长得同凤喜极相似，但家树不喜欢她的挥霍和轻浮。而何小姐对家树却是一见钟情。

家树念念不忘凤喜。为了让家树和凤喜见上一面，秀姑扮做佣人，混入刘宅。乘刘将军外出之际，引凤喜与家树相见。家树恳求凤喜随他一起逃走。但凤喜恋慕荣华，拒绝了家树，并退掉订婚戒指。

不料，刘将军当晚就知道了约会之事，象疯了的野兽，不问青红皂白，抡起皮鞭就对凤喜猛抽。凤喜自幼身骨娇嫩，哪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和惊吓，一下子就神经错乱了。刘将军将凤喜送进医院。又来勾引秀姑。秀姑不同于一般女性，从小练就一身武艺，她利用新婚之机，杀死了万恶的刘将军，为众人报了仇。

家树自断了情思之后，就安心温习功课，考取了大学正科生。这天，随便翻阅报纸。猛然发现秀姑杀死刘德柱的新闻，不由大吃一惊。既慨叹秀姑的豪侠之勇。又担心自己受牵连；于是。决定到天津暂避一下。

家树的叔叔樊端本在天津做监督，非常关心侄儿的婚事。他错把凤喜的照片认作是何小姐，加上往日与何廉官场有合作，同意缔结姻缘。何小姐满心欢喜地来到天津，唯有家树还蒙在鼓里，等何小姐拿出樊端本的信，家树犹如大梦初醒。他慌忙解释，结果使何小姐乘兴而来，扫兴而阳，伤心不已。在一次盛大的化装舞会之后，何小姐独自出走了。

开学了，家树回京，搬到学校，闭门读书。一个秋末冬初的星期天，家树独自去西山观赏红叶，途中遭土匪绑票。关寿峰父女闻讯赶来，将他救出。

家树应秀姑之邀，来到西山“环翠园”。在一幢别致的洋楼上。家树遇到正在养病的何丽娜，两人相见，不胜惊讶。关家父女为两人巧妙搭桥后，提出告辞。临行前，秀姑送给家树一缕青发和半身小照留作纪念。待家树看完反面题字，方才明白寿峰老汉为何谢绝他娶秀姑来报救命之恩的两全之计。

何小姐痴情如故，家树又不是铁石心肠，两人很快就解除了旧日的不快。家树陪丽娜下山拜了何廉夫妇，两人的婚事经过一番曲折，终于订了下来。不久，他们就出洋留学去了。

旅长沈国英一度钟情于何小姐。明说凤喜和何小姐相貌酷似，便将病中的凤喜接至家中。经过治疗，凤喜的病不见好转，终以败血症突发而死。


四年后，沈国英被解除兵权，闲居北平。一天，他出外碰上了旧部李团长。闲谈中，知道了李团长参加了抗日义勇军，非常激动。在义勇军副指挥关秀姑的动员下，沈国英振奋了爱国热情，拿出十万家产，参加了义勇军。

樊家树、何丽娜从德国回到北平，为秀姑一行上前线送行后，就着手筹建医院和弹药厂的工作。由于家树、丽娜的热心筹备和何廉八十万元的捐助，以及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半月时间就告成功。

就在这时，关外前线突然传来关寿蜂所部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噩耗。家树、丽娜泪如雨下。清明节，两人洒酒敬祭远方的英灵。望着飞卷的野桃花残片，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虚度年华，要振作起来，为国为民做点工作。



啼笑因缘张恨水

[作家简介] 张恨水(1895一1967)，原名张心远。原籍安徽省潜山县，生于江西广信。幼年酷爱文学，喜读小说、诗词等。1918年任安徽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开始文学生涯。以后长期担任报社编辑、记者，业余从事通俗文学创作。1924年发表《春明外史》，1926年发表《金粉世家》，这是张恨水两部成名作品。1930年3月起《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引起读者广泛兴趣。抗战时期发表了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八十一梦》解放后，加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当选为理事，被聘为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多产的作家，一生从事创作五十年，写作中长篇小说上百部、杂文近五千篇，总字数约三千万言。其重要作品，近年各地多有出版，拥有众多读者。 [作家谈作品]

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只是勉强的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我觉得这并不过分神奇。但后来批评《啼笑因缘》的，就指着这些描写不现实，并认为我决不会和关寿峰这类人接触。当然，我不会和这类人接触。但若根据传说，我已经极力减少技击家的神奇性了。(张恨水：《＜啼笑因缘＞的跃出》，《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摘录]

—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


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驾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五四时候所排击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不用说至今没有断过种，而且有时由于新的形态的借用，其影响扩张到比五四当初更大。张恨水先生的小说即蹈袭鸳鸯蝴蝶派的精神，而在若干处所，却借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形式与因素，抓住了极其广泛的读者群。自从他发表那将过去武侠小说里的封建的义侠情肠织入于半新不旧的恋爱故事中的《啼笑因缘》以来，马上开展这一派小说的新的势力。(巴人《救亡对期的文学问题》，《巴人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啼笑因缘》，就其社会的意义上说，就其艺术的评价上说，均是失败的，它只浮浅地摄取了一些片断的社会外景，丝毫不曾加以选择，加以精炼，而提示出那一特定社会生活的特征。(夏征农《读＜啼笑因缘＞》，《征农文艺散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啼笑因缘》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具有—定的反封建的色彩。„„

《啼笑因缘》之所以会红极一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首先，张恨水是位善于精心编织情节的能手，小市民读者读报上的长篇连载，主要目的当然是出自消遣。张恨水的巧妙的情节架构，使这些读者大受吸引。„„另外，张恨水又将缠绵悱侧的言情小说和惊险紧张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迎合了爱看言情或武侠各类小说的不同读者之所好；又将传统章回小说和西洋小说新技法融为一体，不仅使热衷章回长篇的读者感到适合脾胃，而且使惯读新小说的青年学生也感到《啼笑因缘》不无新小说的韵昧。(范伯群：《论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兼论张恨水是否归属鸳鸯蝴蝶派问题》《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啼笑因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军阀的种种罪行，批判了小市民的“病疾”，歌颂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尽管这种斗争方式是错误的，但毕竟体现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要求。所以，《啼笑因缘》所描写的故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人民觉醒的道路上，也有其一定的促进作用。

《啼笑因缘》瑕瑜互见，然而它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虽然还比较明显地带着旧小说的痕迹，但已经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入驾鸯蝴蝶派作品的行列之中，它应该属于比较严肃、比较优秀的市民通俗文艺。《董康成：《＜啼笑因缘＞新探》，《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其他参考资料篇目索引] ⑦张明明：《有关＜啼笑因缘＞的二三事》《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②范伯群《漫谈＜啼笑因缘＞》(《啼笑因缘》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②袁进《张恨水初探》＜上＞(《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辑) ④姜振昌：《首先是艺术的魅力——＜啼笑因缘＞何以能赢得读者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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