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内卷教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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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卷教育社会学

教育本身已经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赌场，赌资是孩子的成绩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经营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中国今天已经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中，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同样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就职，这一群大学生很清楚地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每个步骤：如果他们的就业目标是香港投行，就要规划暑期拿到什么样的实习机会，本科毕业时直接入职顶尖机构。

另外，顶尖专业职位的招人标准、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标准同样在强势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爬藤的“西城家长”、鄙视链条上端的“顺义母亲”，当然还有设立在中国的海外留学机构，他们传递的都是这样的标准和视野。同时，这种选拔标准也会影响中国高校的选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对于“英才”的绩能的预期。美国式精英往往分不同的场域，比如经济精英、学术精英、政治精英……这些场域彼此区隔，有不同的实践逻辑，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选拔规则。

但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各个场域发育还有待更充分，仍有一家独大和赢家通吃的危险。此外，在具体的选拔层面，美国的客观化考试权重比较低，越精英的学校越重视招生官的主观判断，譬如，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筛选的是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譬如进取心、好奇心勇气、持久力等性格特征；而在中国，还是客观性考试占绝对主导，无论是高考改革的谨慎放缓，还是自主招生的小心刹车，都是在重申考试的客观性。

这样看来，我们会觉得教育有一些功利，但现代社会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岗位分工、社会地位分层的代理机制，因此，一定的竞争和功利是正常的。但我必须强调教育的有限性，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如同月亮从属于太阳一样，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应该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阶层逆袭的杠杆。换言之，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

家庭育儿焦虑背后是公立教育的“降格”教育的终端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那么作为成功者的竞争力从哪儿获得呢？不加区分的平等和减负并不能直接培养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学校减负与课程改革之后，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那么核心的教学究竟在哪儿发生？在哪儿习得？（难道由学生自主探索获得，由孩子率性成长、自然生出吗？）核心的教学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校外辅导和家庭。

也就是说，减负一面拴住了公立教育的手脚，另一方面则壮大了校外教育市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嵌套在一起，学校教育降格为学习资源的供给方，不再负责学生德智体美的整全发展，不再是一个家长把学生交给它就可以放心的专业机构。市民和家庭开始成为教育的主角，“家长群”变得越发重要。学校教育仅仅缩小成一个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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