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运用与语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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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运用与语境密不可分

摘要：语用含义中具有情境性、流变性、临时性三个特点，其语言的运用本质上与语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语境、语言巧妙运用、语用特点。

“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人文学科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瑞士】皮亚杰。

而语言的运用是人们进行交际的重要活动，具体说，是交际双方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等活动。而语用学便是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它具体研究交际过程、言语交际原则、言语行为、语言环境、话语表达、话语理解、交际变体和语用对策等等方面的问题。语用含义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情境性、流变性、临时性。

语用意义不是从语言符号的内部——语音、语法等方面获得，而是从语言符号外部——语境获得，它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词，在字典、词典里无所谓高下优劣，但是落到具体的话语里，即使是熟滥的词，有时也会发出精妙的光彩、声响和芳香的。语用学认为语言是社会化情境下的社会化工具，语言交流的某些方面是否恰当；取决于其与情境的相关性，“因此语用的评价需要在整个对话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独个的单元(如从情境中孤立出来的句子)”。例如，一位教师对信息技术中心的人员说“网络通了”，他的意思是故障已经解决了，谢谢他们的帮忙；教师对学生说“网络通了”，他的意思是现在大家可以上网学习了。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的含义不同，具有的效果也不同。

说到语用的情境性，不得不说到的是情景语义学。语用学和语义学都研究语言的意义，但是它们所研究的意义平面不一样。语义学研究的是不受语境影响的语言中词语、句子本身的认知意义；语用学则是研究语言使用上的意义，即在特定语境中表现出来的意义。它们是互相联系而又互不相同的。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衡量，情境语义学虽然名为语义学，但无论从学说界定还是从研究内容看，都与语用学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正因为如此，其对自然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和刻画，超越了“真”的视野，避免了语义论的缺陷，同时，深化了意义的语用研究，弥补了指称论、观念论和功用论等理论的不足。从说谎者悖论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意义理论的提出，为借助“情境”来刻画语句所表达命题，为命题真值的动态刻画，从而为语义悖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先决条件并奠定了坚实基础。

语用的流变性即，语用意义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下产生的意义，它的内容总是随着语境的流动、变化而发生更新。同样一句话、一个词，语境不同，它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语境的主要功能是对语言的制约作用。一切语言的应用和言语的交际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因此，语境对语言的语义、词语、结构形式以及 语言风格 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在任何语言交际中，语境总是决定着交际的内容。常言说“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此情此境决定着双方谈话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具体的语境对交际双方的每句话的语义都有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每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传达的信息不同。 例如：“一位教师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 “一个学生说：“明天上午八点我去上课。”

上面的两个例句中，教师和学生虽然都说同样的话，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职务身份不同而决定了同样一句话的语义不同，教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去讲课”，而学生说句话的意思是“去听课”。


由于语用意义要依赖语境，受交际内容的影响，这就使得语用意义具有临时性，语境一旦变化，原来的语用意义也就随之消失。这样，语用意义就不可能固定不变，不可能像符号意义那样，可以在字典、词典中找到。

在不少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家又常常自觉地临时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语言常规，偏离语言规范，采取一种变通手法以形成超常搭配，收到某种独特的效果。从语用的角度看，这种超常搭配有其特殊的表现力，是语言使用者的匠心所得，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对语言形式进行锤炼、加工的结果。它与那些非规范的个别现象不同，非规范的东西，往往缺乏目的性、自主性，常带有盲目、单纯的求异性。这种超常搭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语言的一种合理变异。

例如：（1）白荞麦衣衫不整，对襟褂上有一个扣子高攀了一眼，褂子下摆一边高一边低地斜吊着。（莫言《筑路》）

“高攀”的常用义是指跟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交朋友或结成亲戚，多用于客套话。在此作者通过语境的提示使这个词转而表现一种字面义，显示一个妇女扣缝得错位，非常巧妙，同时创造了一种幽默的效果。

（2）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要誉专家”是名词性偏正词组，作者选用这个现代词语对三百年前的封建皇帝进行描述，就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嘲讽了崇祯徒劳的垂死挣扎，戳穿了他虚伪、反动的本质. 语用学理论来源于语言哲学的日常语言学派，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在社会环境中的使用和理解，这就决定语用学一定是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的语言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也必须是建立在日常真实社交行为上的语料收集和描写方法，以及基于自然条件的量化调查设计和统计方法。离开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和社交语料，语用学也就失去了根基。

人们常常不是坦直地去说自己想说的话，而是往往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地去表达自己。这种语言使用中的“转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性。从言语行为来看，间接语言现象实际上就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在语用学中，语言的巧妙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论点，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无论是讲话还是做文章,往往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展示言语的风格和技巧。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


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以上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出了周总理在语用语言上的巧妙。这些语言的运用自然离不开语境，总观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基本上都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都直接或见者地依赖语境的存在。可以说，脱离语境就无法对语用加以定义。张志公在《现代汉语》一书中曾明确提出：“语言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因此，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环境联系起来，离开一定的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段孤立起来分析，就难于确定这个语言片段的结构和意义。”他所说的对意义的研究是指语用学意义上的研究。语境概念的提出和研究促进了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它使传统的意义研究由对词语和句子本身特性的语义学意义上的静态研究转向了对词语和句子在具体交际过程中的语用学意义上的动态研究。

参考文献：1、刘金忠、赵华。《语境及其对语用学的重要意义》。 2、世钦。《在谈语言的巧妙运用》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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