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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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中的狐狸与狮子

——大国复兴和权术的相依为命

摘要：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传世名作，主要内容是他的政治构想和治国方针。人类有很多对于社会的理想，比如《理想国》和《乌托邦》此类，它们无不寄托了人类美好的向往，在这些著作当中，《君主论》显得是那么的不合群。因为，这本书毫不留情地将我们暴露在到现实的黑暗面下，马基雅维利在他这部简短的巨著中详细阐述了君王所应该具有的权谋霸术。他似乎完全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抛去所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直面人性的阴暗面，说出了“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实质。 前言：

马基雅维利写道：“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遵循这个观点，马基雅维利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对于历史的认识和政治构想融合在《君主论》一书中，奉献给了当时的一位掌权人，以期获得理想的实践。

这是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的目的，这本书不仅仅是观点的陈述，更是他个人理想的表达。看似实用主义至上的一本著作，其实在背后，深深隐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毕生的追求和期待——意大利的统一和强盛。

尽管不少人因此称马基雅维利是恶魔的导师，对他进行口诛笔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保留且延续了下来，并着实左右了一些人的思想，并有人竞相效仿，将其付诸实践。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墨索里尼„„近代数得上的西方独裁者，几乎都受它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赤裸地表明，为目的可以不惜一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君主目的呢？他以“狮子”和“狐狸”为例，两者并举，大业可成。真正的统治者必须集狮子与狐狸的特性于一身，不但要像前者一般勇猛，同时也要像后者一般狡猾，既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又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其实，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甚至现在的统治者，也具备着类似的特质。 《君主论》里，政治脱下了道德的华丽外衣，退去虚伪，露出了狰狞的本相，而权术，这难登大雅之堂的心法，也获得了堂而皇之的地位。马基雅维利撕毁了人们自古以来标榜政治的仁爱标签，政治不必假惺惺地臣服于道德，而德性却成了政治的牵线木偶。 这一转向硬生生地摧毁了一切关于政治的幻象，撕碎了弥漫于政治上空的温情纱雾，取而代之的是，强取豪夺、生死相残的残忍和血腥。人类在追求权力和利益时，往往视那些所谓的高尚道德于不见，人性，在这种境遇下，并没有高贵可言。

权术和道德，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让多少领袖不得不人前君子、背后龌龊，又有多少道德圣人被埋葬于权力恶斗的漩涡？无论古今中外，权术作为一种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在实际的政治斗争舞台上纵横驰骋。例如，中国古代的政治界，就有洋洋洒洒不下数十种权术：笼络之术、馋毁之术、诬陷之术、谄媚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韬晦之术„„

不容置否，权术在实际的政治争斗中极为有效，它身披形形色色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权力争夺中游刃有余，甚至比血缘的世袭、法律的制衡更容易奏效。如此之下，冯用之才会在《权论》一书中这样感慨：“大哉！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务，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非权其孰能兴于此乎？” 纵观古今，不懂玩弄权术的人坐不稳权力的巅峰，而开国建业的那些盖世枭雄，往往都


熟谙权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如此。马基雅维利对通过“狐狸”的狡猾，从而达到“狮子”吃人目的的方式，亦是赞赏有加，他推崇罗马皇帝塞维罗的刚柔并济、赏罚并行，而对亚历山大的软弱无力十分不屑。 树立了权术的地位，那么自然面临一个问题，与之相对立的道德，应该是怎样的姿态才对呢？马基雅维利是主张“性恶论”的，人生而自私、趋利避害、谋权谋利，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而相对而言，政治是各种最大的诉求，所以，他去掉了道德的束缚，政治完完全全建立在了权力之上。

《君主论》认为一个君王要成功，个人道德问题实在相当次要，反而是要依靠势力和奸计。“一般说来，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作样，虚情假意，避险唯恐不及，逐利却不甘人后，你对他们恩惠有加的时候，他们似乎对你全心全意，并且在远不需要的时候表示愿为你献出自己的鲜血、财产、生命和儿女，一旦有这种需要了，他们却掉头而去。”这是一种典型的见利忘义，是对我们传统道德观的一个极大挑战。自古以来，“狐狸”作为狡猾的象征，一直充当的是反面形象，但在《君主论》里，一跃成为了君主的必备特质，我想，即使是历代君王，怕是也羞于承认自己是“狐狸”吧。

无论是欧洲，还是古时的中国，道德向来是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是一切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人们乐于相信人生之初，心善如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未以利益为先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讲求的是秩序和守恒，儒家经典《荀子》里提到君王之道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马基雅维利仿佛并不这么认为，他反其道而行之，书中的君王之道怎么看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观点看似另类，其实也并非其首创，无独有偶，千年之前，韩非子在阐述人性时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人与人之间在利害关系面前，根本没什么道义可言。在政治层面，自然而然，君王可以仰仗的，唯有“术”，只有腹黑心狠的权谋之术，才能致帝王之功，舍权术而任心治，纵有尧舜之仁，怕是也难以正一国。 众所周知的是，权术基于趋利谋益，则必然与传统向善的道德产生摩擦和冲突，无论是善还是恶，我们已经习惯了总试图在外人面前做出一副仁者慈悲的姿态。因此，政治权术始终无法摆脱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之类的评价，尽管与历史形影相随，但在道德上，它始终是被鄙视的一方。为了让人民接受，为人君者学会了伪装，这种伪装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就是将道德脱离于政治，并不是一味鄙弃道德，而是力求君主的一切政治行为不用一般的道德来评价，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外儒内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基雅维利讲道德剥离了政治之后，探讨了何以成就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这里，将工于心计的形象喻为“深知怎样做的狐狸”。 “狐狸”在此的形象是不用信守诺言的，他认为守信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并不遵守诺言，且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在书中，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例，“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但仅仅做狐狸是不够的，君主必须既会善骗，又能斗狠，要像狮子一样在斗争时残酷无情。“狐狸+狮子”，构成了《君主论》一书中理想君主的形象，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不难推断出马基雅维利这种渴求的原因，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曾经古罗马的辉煌依赖于强权有力的君王，现在想要统一，仿佛拥有一样的需求。 强有力的君王绝非泛泛之辈，先得打得下江山，之后还要守得住天下，“狮子”般的勇猛，雄霸之气，“狐狸”般的奸诈，权谋之心，两者得兼，攻守皆宜，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组合。




《君主论》描绘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统治形式，在马基雅维利成书以前，君主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并实行了近两千年，至于中央集权的概念，我们更不陌生，这是中国统治阶级的老套路。坦率而言，虽然《君主论》对于马基雅维利肯定是具有原创性的，但我并不认为它的内容拥有实质上的创新。他认为君主要拥有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勇猛，只要粗粗翻阅历史，许多君王身上都可以找到他所推崇的品质，秦始皇统一华夏的策略远交近攻，便是外交上的老谋深算，加上军事上的赫赫雄风，双管齐下，可得天下。所以，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构想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的方法，而是总结历史，而后在此基础上，将君主制的有利之处整理出来，并提出自己将其完善的意见，最后汇成说服当权者的有力论据。

对于这件事，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制的一些个人看法，而是他为什么推崇君主制，这个在当时似乎已经不再是时代主流的体制。众所周知，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起源，而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从萌芽走向蓬勃的时期，民主、自由思想强势觉醒，专制体制正一步步走向末路。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在忤逆时代的潮流，根据孙中山先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著名论断，好像他和他的著作不应有太大的空间和较多的支持者。事实亦是如此，《君主论》里的构想，从未被当权者真正采纳过，马基雅维利至死都未有实践的机会。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君主论》的结局是必然的，他被当权者摒弃实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基雅维利既然可以总结历史，并颇有见解，应该也能预见这样的结局，为什么还要执意如此呢？他在另一本书《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的语句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更好的穿着，更精明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重镇，显然，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描述，的确，文艺复兴带来了开放的环境和富足的生活，但这仅仅针对个体，对整个国家而言，并未能发现多大的气色。当时，意大利割据势力十分严重，各城邦间彼此仇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备受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蹂躏。现状如此不堪，发展的潮流又仿佛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马基雅维利才选择背道而驰，重拾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这是意大利在古罗马时期的标签，曾经，强大的帝国让地中海成为自己的内湖，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对那段时光的追忆，满满的，全是憧憬和向往。

说到底，马基雅维利在做一个梦，一个大国梦，迫于现实的无奈和自身的无力，他渴求一个救世主的出现，这就是他的“新君主”。而这个虚构的形象，注定无法承担复兴重任，一个人和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相比，太渺小了，悲剧，只能是他唯一的下场。往后，还真有一个意大利人，试图完成古罗马帝国的复兴，不过，最后成为了历史的笑柄，我们知道，他叫墨索里尼。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可以勉强算是信奉《君主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信徒。

大国复兴的梦想本身并没有错，不过，认清了时代的方向，仍要逆流而上，不管是大无畏的悲壮，还是执迷不悟的愚蠢，或是兼而有之，我们能够留下的，徒有一份唏嘘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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