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社会—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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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社会—心理因素

Faris等(1939)发现生活在芝加哥城内贫穷人群的精神病首次住院率最高,以精神分裂症最为明显,而情感性精神障碍在不同社区的没有一定规律。后来对纽约附近社区调查发现,患病率与社会阶层呈负相关,低社会阶层与高社会阶层患病率之比为9∶1,以最低的阶层患病率最高(Hollingshead和Redlich,1958)。国内十二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协作调查资料发现,与上述结果相似。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经济水平低的人群为10.16‰,不在业的人群中为7.50‰～25.41‰,明显高于经济水平高的人群4.75‰和在业人群2.90‰～6.87‰,差别有显著性,推测可能与经济水平低、生活的物质环境差,职业无保障等心理社会应激的负荷大有关。但社会心理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程度尚需进一步研究及讨论。

二、婚姻和家庭环境

婚姻和家庭问题在精神病病因学上曾有很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各学派有不同解释,但总的来说,不良的婚姻和家庭环境能引起种种心理冲突或应激。Alanen(1966)和Lidz(1973)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是由于患者幼年至成年生活中的困难遭遇所造成,其中与精神分裂症亲属的接触是致病的主要因素,认为心理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生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人们了解到,较严重的负担和冲突不仅出现在发病之前,大部分病案在儿童时代即有不良遭遇:身为私生子、缺少家庭照料、父母患有精神或神经机能方面的疾病、父母离异、家庭关系破裂等。比这些外在的不良家庭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家境障碍:父母关系异常、孩子得不到爱、教育上的不一致或矛盾性、较强的兄弟姐妹间的竞争对抗。这些不良遭遇虽然也见于神经症、人格障碍及健康人的既往经历中,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中更为常见和严重。芬兰的寄养子研究(Tienari,1991)对179例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寄养子与150例正常寄养子进行了配对研究,5～7年随访,121例精神分裂症母亲寄养子中34例发现有精神分裂症或严重的人格障碍,而150例正常对照组中只有24例,且发现无论是精神分裂症母亲的养子还是正常养子寄养在有功能障碍的家庭中,其患


病比例均要高于功能正常的寄养家庭。

三、病前个性特征

20世纪初,Bleuler就对精神分裂症发生前人格异常情况作过评价。Kretschmer(1936)认为人格类型和精神分裂症都与体质虚弱有关,并指出在正常人格、分裂样人格和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他认为分裂性人格是部分心理活动异常,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可以充分显现出来。提示人格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地位。有些学者提出了以下观点:①精神分裂症实际上就是原先存在的精神分裂性人格或特征的进一步恶化;②精神分裂症并不依赖于病前人格,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前可以有病态人格,但也可有正常人格;③大多数分裂症可以没有病态人格,仅有一部分可有分裂性人格,而精神分裂症病程不良者常常伴有病前的分裂性人格。Cutting(1985)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病前约有1/4具有分裂样人格,另有1/6病例具有其他异常人格(如偏执型人格)。精神分裂症患者同胞中分裂样人格障碍约占17%(Kendler等,1984)。南京(1957)和上海(1958)分别对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1279例及1400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发现病前性格具有主动性差,依附性强,胆小、犹豫、孤独、敏感、好幻想,属于弱型者,约占70%,广州(1963)对100例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详细的生活史及个性特点的调查,发现神经类型属于弱型者占40%,比对照组高7倍(两组均为男性,青年)。病前神经类型属强型者,多在明显诱因下发病的,预后较好。

综上所述,问题并非简单,不少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病前并无人格异常;另一方面,不少病前具有分裂样人格的人群中间,也只有一小部分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

四、社会文化因素

除了家庭的“小社会”方面外,精神分裂症研究也涉及到了社会环境中的“大社会学”民族文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其涉及的实在内容不仅存在我们的周围,而且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对人类的行为以及精神分裂症有影响。不同国度虽然有重要的文化和价值观差异,但精神分裂症所表现出来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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