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传播学角度看待“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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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是当代社会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学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剩女”成因的不少，从传播学角度讨论“剩女”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的生产与制造，及其所隐含的性别与社会意义，却无多。究竟“剩女”是而且应当是当代传播的焦点，抑或它主要是传媒出于某种偏向所制造和生产的信息？如果“剩女”确实表现了性别传播的某种偏向，那么，它的生产机制以及其所遮蔽的真实是什么？这一过程透露了怎样的性别地位与性别观念？因此，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剩女”以及对“剩女”的传播，并对当代中国的性别观念和性别传播作出批判性分析。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的窥视

有学者曾经这样认为：“媒介对男性和女性呈现的频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女性被媒介呈现时存在着被忽视的现象”。①与之相反，“剩女”如今却成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媒的焦点。父母对大龄女儿婚姻大事的啰嗦唠叨，女青年忙里忙外张罗自己的相亲大业，这都让“剩女”似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十分可助谈资的“大事”：大龄女孩儿哀叹、适龄女孩儿急切、小女孩儿紧张，父母们忙着策划和组织或大或小的相亲会，亲友们则开动了一切人际关系，他们都在交流着一件事：怎么才能将我家的“剩女”尽快最好地嫁出去呢？

当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很多也将“剩女”作为自己传播的“关键词”。本属于女性个体的恋爱婚姻，放置在了几乎所有与此相关的亲朋好友的窥视之下；“剩女”作为一个为人瞩目或者“同情”的女性集体，她们寻找配偶以及寻找配偶过程中的狼狈情状，全都作为电视表征的客体，呈现在电视受众的欲望舞台上。受众的欲望是多元的：它既可以是已婚妇女对走过这段狼狈时光的庆幸，也可以是正在忙于组织相亲的父母们稍事休息后触发的同情，更可以是“剩女”们在异常艰难的相亲路上引为同道的一声叹息。

外在影像呈现与内在本质意义之间的矛盾提醒我们注意，性别传播中的“剩女”现象也许并不是我们日常熟知的、习焉不察的一般性青年婚恋问题。从性别传播的视角考察，我们需要追问：在对“剩女”进行性别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剩女”真的是如此紧要的社会问题，还是性别传播的生产与制造？

大众传媒的虚幻描绘

“剩女”为旁人的茶余饭后提供了谈资，给大众传媒的窥视欲望提供了身体。但是对于“剩女”这一女性集体本身，她们之所以被“剩下”，我们的媒介及其传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到底是改善了“剩女”的生存境遇，促进了“剩女”尽快找到自己的美满的婚姻，还是恰好相反？下面我们以中国电视剧所呈现的影像表征为例，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批评性分析：

首先，青春偶像剧渲染完美男人，为“剩女”制造了对配偶过高的期待。《男才女貌》里的陆毅（饰演邱石），《奋斗》里的佟大为（饰演陆涛），《将爱情进行到底》中的李亚鹏（饰演杨峥），这些角色都是青年俊秀，仪表堂堂。他们或者年少多金，虽身为CEO却多情浪漫、温柔体贴（邱石）；或者性情质朴、一往情深，虽然生活艰难却奋斗不止，终于成功（陆涛）；或年少纯真，情感虽然曲折却终于拣尽寒枝，得到爱的归宿（杨峥）。这些电视剧中的男主角既给男性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影像表征，更为女性编织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的爱情幻象。


其次，家庭伦理剧对悲惨婚姻的铺陈，给“剩女”制造了对婚姻生活的恐惧。审美幻象理论认为，个体是不成熟的甚至空白的，它需要在镜像的他者中获得意义的完形。“主体是在镜像的外在性中寻找到自身的主体性”，“个体在审美幻象及其仪式实践中获得主体性；在镜像及其交互关系中找到意义的完形”。②“剩女”在面对婚姻时，除了自己父母的婚姻可以作为参照之外，最能够成为她们婚姻的镜像观照的，就是电视剧中传播的这种婚姻的幻象存在了。可是我们发现，不论电视剧是否如实地再现了中国婚姻的现实，影像书写的中国式婚姻充满了矛盾、吵闹甚至争斗。总而言之，与青春偶像剧中的浪漫形成鲜明反差，这些中国电视剧中的婚姻家庭是不完满、甚至丑陋和悲惨的。这种幻象描绘，普遍地出现在中国许多广为人知的家庭剧当中。观看这类电视剧之后，女性害怕遭遇这样的家庭，更从潜意识里恐惧自己在婚后逐渐异化成那样一个庸俗无力而又歇斯底里的家庭妇女。如果在一个由媒介传播勾勒的镜像他者中，观察到的婚姻是如此悲惨的未来，你还会满腔热情地投入那样一个无尽的深渊，满怀期冀地结束自己的“剩女”生涯吗？

传播中“剩女”对“剩男”的遮蔽

“剩女”不但是个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与“剩女”恰相对应的是“剩男”。长久以来不平衡的性别出生比，决定了中国的“剩男”远超过“剩女”。但如今的性别传播，却将“剩女”优先放入了议程设置。因此，在上节我们陈述了制造“剩女”的幻象机制之后，这一节笔者将简要展示传播过程中，对“剩男”远多于“剩女”这一基本事实的忽视与遮蔽，从而反证“剩女”性别传播的不公正及其背后隐藏的媒介权力。

据称今天中国大都市中的“剩女”有数百万，可是，中国没有甚至不可能找到配偶的男性或将达到数千万。③一般说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都处于105±2（即103—107）的范围内。但是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尽管存在数倍于“剩女”的不可能找到配偶的“剩男”，性别传播在对“剩女”现象进行大肆地渲染和戏剧性地描绘的同时，对如此大规模的“剩男”群体表现了令人震惊的沉默。

由此看来，“剩女”问题上的性别传播是不公正的。可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性别传播研究的视角观察它，有以下原因：首先，城市中的“剩女”掌握更大、更多的媒介权力。她们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来传播自己的需求，倾诉自己的问题。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与问题，也更容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与之相对，择偶梯度效应下居于低位的“剩男”则大多集中在农村，他们处于绝对的媒介弱势——他们既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也没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更缺乏接触和影响现代媒介的权力。其次，女性一如既往的被窥视地位，导致“剩女”问题得到错置的关注和传播。窥视“剩女”、将女性物化为审美的客体，不但可以填充“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④之渴求,更可以在深层次里满足信息受众（男性）的父权文化和男权中心主义之需要。

由此观之，制造“剩女”的行为不但虚幻，而且卑鄙。它一方面无情地忽视了上千万“剩男”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制造“过剩的女性”去填补男性窥视的欲望和空幻的满足。更可怕的是，尽管事实意义上男性是匮乏的，但是通过传播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女性的“过剩”，既满足了男性对“女性是匮乏的”这一刻板想象，又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粉饰了已经无力维持的男权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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