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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生活即教育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即教育”的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作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做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做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当代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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