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2023-03-04 06:28:14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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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变，却在持续地稳步前进。寻觅过去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印迹，我们从其持续性的步履中，还是见到了与过往可比较的新的生长点。梳理一年来集中的或散见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感受最深：一

因纪念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和逝世65周年，鲁迅研究也成为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突出的亮点。一年中，在北京、江苏、浙江绍兴、广东、新疆等地，陆续举行了大型的鲁迅学术研讨会和鲁迅纪念会；国内许多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作品或各类鲁迅研究著作；多家杂志、报纸辟专栏、专号发表了鲁迅研究论文。这一系列活动，较为集中地推出了一大批鲁迅研究的成果。上世纪末有关鲁迅研究的论争，在这一年中是引人注目的话题。陈漱渝的《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1)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2)两篇长文，对上世纪末乃至整个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几次重大论争的来龙去脉，做了清晰的勾勒，并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葛涛、谷红梅编的《聚焦“鲁迅事件”》(3)和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4)，以及陈漱渝编的《鲁迅风波》(5)三部论争文集，较为详细地整理搜集了有关近年来鲁迅研究论争的40余篇文章，客观地反映了论争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高旭东将选编文章分为：作家挑战、学人挑战、挑战者的回应——七嘴八舌话鲁迅、鲁迅与鲁学的未来等10个方面。既呈示了史料，又有理性的归纳。总结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种种论争，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儒学、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解构主义者眼中的鲁迅，这对新世纪的鲁迅研究不无鸟瞰的意义”(6)，另一方面“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真正从‘ 政治问题’变成了‘学术问题’”；“从此，鲁迅研究将进入一个自由争鸣的新阶段”(7)。葛涛选编的《网络鲁迅》(8)，是第一本有关网上评论鲁迅的书，该书向人们呈现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鲁迅、一个7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或80年代出生的‘飘族’视阈的另类鲁迅，同时也是一个多彩而又变形了的鲁迅”(9)。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重估，是鲁迅研究在当代意识观照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关于鲁迅与现代思想史、文学史进程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有一个调整视角的问题。王乾坤认为，“‘回到鲁迅’(或‘走近鲁迅’)的口号在学术上需要推敲，在人学价值上则不能令人放心”，因为“鲁迅非常清楚，现实中的人是一个‘中间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范本”。所以，“回到自己，独特的生命领会与生命创造，是‘解释鲁迅’或者‘继承鲁迅’的定义与存在方式”(10)。他的《怀疑：科学之问与人生之问》(11)一文，对胡适与鲁迅“怀疑”精神品质的比较，就是试图立足鲁迅的经验世界，去发现“一个充满张力的互补结构的启蒙时代特征”。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12)、《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13)，薛毅的《论鲁迅的文化论战》(14)和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15)，及房向东的《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去世后，非议鲁迅现象面面观》(16)等文章，也都力求从鲁迅自身、鲁迅走过的路中，去理解体验鲁迅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艰难守护，重新阐释鲁迅对于相关人与事批判的必要性和深刻性。对此，许多学者撰文呼应，认为应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必须有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和心态，努力回到历史的原点”，注意“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17)，从而充分感受鲁迅精神与人格“穿越时间隧道的光芒”(18)。我们今天研究鲁迅“不应该将鲁迅混同于一般精神现象主体，而必须将鲁迅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19)。把鲁迅研究纳入整体的文化关系中来考察，势必更加注重鲁迅的精神世界及其精神价值。王富仁的《鲁迅与中国文化》(20)的系列论文，以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储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历史自身的内容，及鲁迅思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鲁迅“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王富仁对中国文化与鲁迅思想联系的分析，是细致而又给人以启发的。哈迎飞的长

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21)，以“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组标题，从佛教文化的本质及其传播接受的过程，探讨了鲁迅文化思想的有关内容。杨洪承的《鲁迅世界的体验与认知》(22)，从鲁迅研究现状的评述中，对如何深入鲁迅研究作了思考，强调了文化研究必须与鲁迅世界切实联系的问题。刘增人的《论鲁迅的人格范型》(23)，从人格学的角度，研究了鲁迅的文化人格，其对作家精神人格范型的归纳和比较有一定新意。黄健的《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24)，王富仁、赵卓合著的《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25)、张永泉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26)等著作，也多是从新的视角，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鲁迅个性、思想发展的联系来昭示鲁迅丰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意识的。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在2001年的鲁迅研究中也是一个亮点。首先引人注意的是鲁迅亲属的有关鲁迅的回忆。由周建人口述，其女周晔(鲁迅的侄女)整理的《鲁迅故家的败落》(27)和《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1927—1936)》(28)，作为亲近的当事人的回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29)，从鲁迅直系亲属的角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与史料。尤其许多章节先于报刊发表，出书后又多有转载，迅速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争议。王元化在“序言”中认为，作者“顾虑少，真实性较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实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的，把很多事都写了出来”。但针对书中有关鲁迅之死、鲁迅之孙周令飞婚事和稿费纷争等事件，许多鲁迅研究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说法，认为一些是是非非已很难说清。但不管怎么说，鲁迅亲属积极参与鲁迅史料的抢救，这对鲁迅研究是有益的。年中在北京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也是鲁迅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专家们就修订方针、体例和工作方案，以及鲁迅作品“校勘、注释、增补”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30)。许多专家还就上述问题陆续发表专文，如徐斯年的《〈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补正》(31)、裘士雄的《〈鲁迅全集〉注释补正》(32)、刘运峰《浅谈鲁迅全集〉的修订》(33)、张小鼎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和〈两地书〉》(34)等。应该说，《鲁迅全集》的修订以及鲁迅作品资料的搜集和史料辨析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重大文化工程，将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发挥永恒的的价值”(35)。此外从朱正的《鲁迅论集》(36)、彭定安的《鲁迅学导论》(37)、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38)等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对建立鲁迅学的探索。 2001年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厚重。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39)，代表了鲁迅文本研究的最新收获。文章通过作品的细读，从鲁迅小说多声部的复调形式中，寻求作品基调、意蕴等复杂现象的结构关系和生成原因，从而成功地提供了鲁迅小说独特艺术与永恒魅力的最新阐释。郑家建的著作《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40)，摆脱了仅仅从破译历史与现实的隐喻去解读《故事新编》的做法，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既注意细致解读作品的戏拟、隐喻、文体、现代技巧等形式意味，又注重在多元文化视阈里对其进行综合辨析，其具有独创性的阐释，使该著成为本年度众多鲁迅研究专著中有一定份量的成果。胡尹强的著作《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41)，努力写出了研究者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新的发现，对鲁迅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认识、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理解、对《伤逝》等作品解读等等，多能给人以启发。此外，叶世祥的《鲁迅〈呐喊〉自序细读》(42)、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43)、张用蓬的《鲁迅小说的“生活世界”的思考》(44)、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综论》(45)等论文，也分别对鲁迅小说的不同叙事方式、作家的自序与文本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彭博的专著《鲁迅小说绝望与希望的对比结构》(46)，以及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47)、皇甫积庆的《“呐喊”的声音与关怀——〈呐喊〉的传记学批评》(48)、周怡的《鲁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49)等论文，则以新的方法、多元的视角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本年度的鲁迅小说研究成果中，还有大量对鲁迅小说名篇进行解读的文章。例如马丽蓉的《在空间维度上叙述》(50)、张文初的《〈伤逝〉：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