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阿多诺的“畏难心理”

【#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我对阿多诺的“畏难心理”》，欢迎阅读！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我对阿多诺的“畏难心理”

作者：赵勇

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03期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专题论集。论集由三辑论文和两组附录组成，收录了我在2003—2014年写出的16篇文章（正文）、两封书信（附录一）和翻译的三篇译文（附录二）。全书将近45万字，看上去还算是有点模样。

想出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其实已有些年头了。记得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我细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中译本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也大致读过他的《永久的流亡》（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前者是专著，出版于1973年；后者是论文集，1985年才面世。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向杰伊教授学习，也各出一本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呢？

后来，专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出版了，出另一本专题论集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起来。但那时候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当时能拿出手的文章只有三四篇，离一本书的规模还差得很远。我也想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让这一天早日到来，但实际情况是，我既腾不出大块时间潜心琢磨，写作的速度也明显放慢了。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看到自己的这一堆东西结集面世，很是感慨：“感慨的原因之一是觉得惭愧。如果我一门心思在法兰克福学派处用功，应该不是目前的这个样子。但我却没有固守于此，而是一会儿中，一会儿西，骑着骆驼赶着鸡。加上心血来潮时写散文，不吐不快时写时评，致使整个写作乱糟糟的——群莺乱飞，乱红成阵。不能说这种四面出击毫无成效，但是，不成体统却也是明摆着的事情。”这种“感慨”和“惭愧”并非例行公事，而确实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真实写照。记得博士刚毕业那几年，我还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想着要继续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换种角度把我博士论文中写过的几位人物再琢磨一遍，而重点则是阿多诺。于是后来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我依然保留着不时去“国图”踅摸的习惯。而每次去都路不空行，车篓子里放着的往往是几本与阿多诺或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英文书，不是还就是借。这些书我大都来不及认真阅读，但我把它们都复印下来了。我想留作资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铺路搭桥。

但这种研究似乎从来也没有大面积铺开过，而是变成了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因为我不得不做起了另一些课题。记得2006年前后，大约有将近一年，我完全沉浸在存在主义与萨特的世界里，那便是在帮人做课题。前几年有段子戏改古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做课题”；“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课题”。我当时大概就是这种处境。做课题自然也有种种窍门，比较水的做法是串一串资料，写出点不疼不痒的东西，交差了事。但我却动了真格的：不但把萨特与存在主义的汉译资料一网打尽，而且还复印了一堆英文资料。这么个做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法，一方面是我不忍心敷衍；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杂念。萨特的存在主义一直不入阿多诺的法眼，于是把萨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捆在一起，批而判之，就成了阿多诺的惯常思路。但萨特的“介入”理论究竟该如何理解？为什么阿多诺一直拿他是问？同为知识分子，阿多诺与萨特的思路为什么大不相同？类似这样的问题常在我心头挥之不去。这样，我就想着借做课题之机，先把萨特琢磨个底儿掉，然后再返回来琢磨阿多诺的“批萨”之旅。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规划之中。

没有进入规划的原因是我又跑到另一课题上了。记得我博士刚毕业时，陶东风教授便在我们的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文化研究：当下中国文化及其对策研究。”他邀我参加，并让我负责“媒介文化研究”的子课题。在拖延了五年之后，我终于在他的催促声中上路了。这个课题还没做成个样子，当时健在的童庆炳先生又命我主持另一个基地课题：“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于是我又拉起一哨人马，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在这种课题的轮番轰炸中，我终于逐渐游离开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块的研究曾经是我的主业，后来却越来越变成了副业。

从主业变为副业，课题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在后记中提到过“畏难心理”，这也是实情。《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阿什顿曾经说过：“为了详详细细地追循阿多诺的思想线索，你需要几乎完全了解康德、完全了解黑格尔，并从内心深处——不单是‘用心’——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你还应该对各个领域的现代人物有可靠的认识，如柏格森、胡塞尔、席勒、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哲学家，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创新的诗人（贝克特）和作曲家（勋伯格）；而且，你至少还应该听说过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这是关联的语境之难，另一种难则来自阿多诺的表达与文风。还是那个阿什顿也说过：“我发现自己虽然翻译了整本书，却看不出它是如何从论据得出结论的。这使我想起了我特别推崇的一个翻译家的故事：他受托翻译一本书，当人们问他是否有机会读过这本书时，他回答说：‘我没有读，我翻译了。’”而国内凡是接触过阿多诺的人，对于阿多诺之难也常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近与一位社科院研究西学的朋友聊天，他说阿多诺几乎就是20世纪难度系数最高的哲学家。我的一位学生做硕士学位论文，只是碰了碰阿多诺音乐哲学中的“晚期风格”概念，就已被难得一塌糊涂。最近他告诉我，只是现在把手指搭在琴键上时，才明白了阿多诺音乐哲学中的一些奥秘——为了把阿多诺搞清楚，他在硕士毕业后学起了钢琴。

我也是阿多诺之难的领教者。为了弄明白阿多诺的一句话，我得读他一篇文章；为了把文章理解得有点眉目，又得首先做翻译。而即便是翻译了一遍，依然有可能云里雾里，生生落入到“我翻译过却没读过”的怪圈之中。这个论集中收录了一篇四五万字的长文：《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意涵与支点》，此文实际上就是对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名言的解读。而自从有了解读的念头到最终成文，前后居然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这倒不是说我每天都在琢磨这句话，而是说即便有了写作之念，也会有许多反复，以致拿起来再放下，踟蹰不前。反复的过程往往是重新阅读、翻译、寻找更多论据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很折磨人，甚至会让人气馁、撮火，生出一种挫败感。本来，关于阿多诺，我还有不少别的想法，但它们并没有落实到这本书中。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是我又开始犯怵了。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也有现实层面的原因。这本书中的第二辑内容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但这个话题其实又不大容易往深处思考。法兰克福学派最闪光的理论无疑是“社会批判理论”，这是第一代理论家极力打造的东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这里都欠缺这种理论，把它拿来显然顺理成章。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运行在现实轨道上的这架战车却越来越与这种理论形成了某种错位。这本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讲的就是这种错位。阿多诺倡导的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我们这里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之后，所流行的却是文化产业赞美理论。虽然不少人对此也保有清醒的认识，但一者批得猛，一者则渴望点个赞，岂有不错位之理？于是许多时候，批判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学术话语，它可以在学界内部旅行，却无法与现实语境对接。这是它的尴尬之处，似乎也是“理论旅行”的伤心之旅。

近年来，我在为文时喜欢时不时地引用一下“压在纸背的心情”，这是陈平原先生的说法，而我则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一种现实关怀。我想，收在我这本书里的文章或许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应该也是有一些“纸背心情”的。这种心情绵延在十多个年头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心理的演变轨迹：起初它是亢奋的，昂扬的，甚至是锋芒毕露的，后来就变得“迟缓、拘束、严密和慎重”起来，就像孙犁批评赵树理的“晚期风格”那样，“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也许这是“成熟”起来的代价，抑或是回到学术本位的举动？我说不好，但总之，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关联着时代、现实和心情。“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古训，应该也是我辈今天仍需正视的。

想起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还说过：“把这些文章老老实实地放在这里，于我更多是一种缅怀。它们让我想起灰头土脸的日子，以及有了点心得感受的小欢喜。”这是2014年年底的文字，那时候我说“小欢喜”，似乎确实有“小欢喜”结队走来，它们铺展成我心中艰涩而又欢欣的记忆瞬间。如今，当我又要给这本书写点文字时，这种“小欢喜”似已风流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未来学术之路的苦苦瞻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0284f6abb04e852458fb770bf78a6529647d35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