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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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化精神

一、《天地雄心》的写作背景

有一种说法：“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对此王开林曾将信将疑。后来，他陆续读了一些近代人所著的野史稗钞，才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自鸦片战争爆发之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时间不足一百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有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王闽运、八指头陀、易顺鼎、叶德辉、齐白石、谭嗣同、熊希龄、黄兴、杨度、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蔡锷、沈从文等百余位英雄豪杰，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之身。然而有趣的是，这些英雄豪杰的思想和主张却呈现出相反的两个方面――保守与激进，他们之间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停歇过半秒钟。但无论革新的前锋或守旧的后卫个个都是绝顶高手，都有雄才大略，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变得风云变幻、雾锁烟横。为何湘地人才愈是勃兴，国家命运便愈是多舛？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不已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近代已是如此这般，现代则更加变本加厉。“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便是挖掘可靠可信的史实，细加考量，谜底也许就隐藏在其中，至少也会有些意外的发现。”这是作者的写作初衷。

二、《天地雄心》中的湖湘文化精神

《天地雄心》以历史人物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从政治到文学，从湘军的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秋瑾，从屈原、龚自珍到苏曼殊、沈从文，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历史背景上，抒写了近现代湖湘地区二十余位风云人物。作者认为，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所凭借的正是经过三千年风雨滋润的神奇土地。在湖湘文化结构里，作为经线的思想有其独特的兼容并蓄、大气厚重的构成元素，即卧薪尝胆的奋


斗品格、追求真理的殉道精神、“心性义理”的道德自察意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穷则思变，以及岳麓书院的先行者们所倡导的“知行并发”“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高洁信念；而作为实践这些信念的经线，则是由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血缘家谱的英雄符簇串连而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王闽运、八指头陀、易顺鼎、叶德辉、齐白石、谭嗣同、熊希龄、黄兴、杨度、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蔡锷、沈从文等。这个英雄符簇往“纵”可延伸到黄兴、蔡锷、陈天华、秋瑾、沈从文等，往“横”可伸展到魏源、曾国潘、左示棠、谭嗣同、宋教仁……一个个身手不凡，光彩照人。无疑，在华夏文化的历史长卷中，古老的湖湘写下了无可替代的辉煌一页。在王开林创作的文本中，有怀揣“强国梦”的魏源，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曾国潘，有“……但能破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的左宗棠，有“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的胡林翼，有用“杀人手段救人心”的彭玉麟，有用“剃刀明霜雪”的曾国荃，有“空留高咏满江山”的王闽运，有只愿“令大觉海中，增一浮沤可也”的八指头陀，有“三副热泪”的易顺鼎，有“恶之花”之名的叶德辉，有主张“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齐白石，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有“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的熊希龄，有认为“大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的黄兴，有“负谤千秋”的杨度，有“回首叫，云飞风起”的刘揆一，有“老虎总长”的章士钊，有“桃源深处难寻的渔父”宋教仁，有“……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的蔡锷，有“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的沈从文。这些湘中豪杰，一个个有血有肉地从苍白的历史符号中走了出来，与今人对话，与天地对话。他们构成了湖湘文化最为重要的内核基础，其思想曾经激励了一代代发奋图强的中华儿女，将来也必将继续激励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继续前进。

《天地雄心》没有去追求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或者是矫正，除了文字的精练与优美之外，也没有那种结构宏大的话语模式，而更多的是关注人物的命运、人生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光辉或者遗憾。优美流畅的


语言娓娓道来，像是一会儿穿越时空与作品里的人物对话，一会儿又向读者发出几声人生的感叹。字里行间不仅折射出作者对历史的重新观照，更投射了作者超越时空对生命的关切。《天地雄心》中虽然大部分写的是湖湘子弟，但作者却并不是为写湖湘而写湖湘。而是由点及面，通过对20世纪初湖湘子弟的关照来审视当时中国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的一种态度。正如作者所说：“地域的概念在书中其实是相当模糊的，那些高瞻远瞩的天之骄子，不管与湖南这方水土怎样血脉相连，他们都不会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是属于世界大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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