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主体阐释学及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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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主体阐释学及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启示(一)

摘要：福柯在其生命的晚年对主体的思考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前期的作为权力构建的“被动的主体”转变为晚期的自我塑造的主体·福柯通过对主体与权利关系的重新思考以及对古希腊罗马人的“关心自己”的修身实践的阐发等途径建构了较为系统的主体阐释学。其主体性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现代性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不仅应注意在公共理性设计中权力对主体的作用，还应注重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筹划。 关键词：福柯；主体阐释学；“关心你自己”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福柯的研究工作重心从权力转向了主体，或者说，他的研究从一个被动的主体理论转向了一个激进的自我筹划的主体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自我的复苏”思潮中是具有开启性的，对我国当下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也极具借鉴意义。 权力关系中的主体

福柯对主体的看法经过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前期的写作中，主体是以一种被动的、驯服的身体的形象展现的，《规劝与惩罚》中描绘的全景敞视监狱中单人牢房中的囚徒是这种主体的典型写照。在1980年以前的写作和访谈中，福柯坚持认为个人在权力面前是被动的，主体不过是被权力所影响、改变和“培养”的“臣民”(法语suiet本有“主体”与“屈从者”的双关义)。针对西方现代的给定的主体观念(以笛卡尔和康德为典型)，他曾经断然地宣告：“我的观点是个体并不是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运作的俘虏。个体，包括他的认同和品质，都是权力关系作用于他的身体、多样性、变化、欲望和力量的结果。”因而他甚至建议取消主体这一概念：“人们应该免除构成的主体的观念，完全摆脱主体自身，也就是说，要达到这样一种分析，使之能在历史框架内解释主体的构成。”

现代的主体概念来自于笛卡尔的“我思”。笛卡尔认为人能思想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我”就是这样一个思想的实体，“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而且在生命中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保持其同一性。这样的一个理性主体后来受到尼采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尼采一方面否定了作为思想实体的主体观念，认为“主体是虚构”；另一方面认为笛卡尔所否定的身体才是主体的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图塞则进一步证明：个人的思想无非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操纵的产物，主体因而是意识形态所质询的“屈从体”(sujet)：“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 福柯的前期思想显然也受到了尼采和阿尔图塞的这种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不是以哲学论断的方式，而是以系谱学的历史描述的方式展示个体如何被权力贴上标签，从而获得其主体(屈从体)身份的。对权力运作的历史的长期考察使他在标志其思想转向的《主体与权力》一文中仍坚持认为：“这种权力的形式(权力技艺)运用手直接的日常生活，它给个体分类，标识出他的个体性，给他贴上属于他的身份标签，把一种他必须认可的真理的法律强加于他。这就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式。‘主体’这个词有两个意思：通过控制和依赖而从属于他人；通过良知或自我认识而依从于他自己的身份。这两种意义都表明一种使主体压抑和屈服的权力形式。” 《主体与权力》其所以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是因为福柯在其中对主体与权力关系的阐发有了深刻的转变，并且他对主体的强调预示了此后二十多年里思想界的转向。在本文中，一方面，权力似乎仍是压倒性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们是被(权力)塑造成主体的”；更重要的另一方面，福柯发现了作为权力的“他者”的主体的主体性——自由的、能自主行动的、对权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的属性。尽管，人们不能摆脱权力对自己的作用，如他经常谈到的人们在学校、工场、军队、医院等场域中接受的经济的、科学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权力的改造，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抵制和斗争迫使权力(或权力者)承认自己的自由。“权力与自由的拒绝屈服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在权力关系的核心，并将持续地激发它的，是意志的反抗和自由的抵制”。同样是对历史的考察，在前期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看


到的是权力操纵下的温顺的灵魂和躯体，而现在福柯却宣告了人作为权力关系的一极的“极性”——主体性。福柯声称，这种主体性并非当代社会的发明，“发生在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西方主体性经验的一次重要转变(crisis)，……人们需要直接参与精神生活，无论是通过有关得救的著述，还是对存在于《圣经》中的真理的讨论，都表现为一种为了新的主体性的斗争”。

但是，如果人们最终不得不从属于他人，依从于各种权力关系所赋予他的身份，那么他的自由、他的反抗或者说他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呢?或者如福柯所说，所有来自主体方面的斗争都围绕着“我们是谁”这一核心问题，那么，我们能否摆脱权力的命名而自行决定我们的身份呢?

在《主体与权力》中，福柯尚没有充分考虑主体的自我塑造问题，而是在权力关系中思考主体建构的方向，提出了主体或主体性的两种表现方式：首先，主体不能存在于笛卡尔式的“我思”之中，而只能存在于特定时代的具体境遇之中，是与实践中的权力运作相对存在的；其次，他认为在现时代的条件下主体性问题不在于去发现确定的或肯定的“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拒绝“我们是什么”，我们只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去确证自己的主体性，从而把自己从现代权力结构的整体化模式和个体化形式中解放出来。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福柯与马克思主义在主体问题上的相通之处：①主体不是自行界定的，不能像费希特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我”是通过“关系”(在福柯这里是“权力关系”)界定的；②主体性不能通过形而上学的意识推导而得出，只能在历史实践中通过行动去把握和实现，在现代条件下是通过抵制和斗争策略。不同的是，福柯强调的不是整体性的阶级斗争，而是个体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抗。因为现代西方的统治策略及权力控制体系，是多向散布和交相重叠的，有阶级压迫，也有国家控制、家庭治理；有纵向的统治关系(如国家对臣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更有不断增长的横向的和流动的权力关系(如家庭成员之间、社区成员之间或者社区与社区之间)。

福柯对权力关系中的主体的认识还处于某种“未完成”的状态，但足以对当下“现代性中的主体建构”问题提供丰富的启示：一方面，当现代理性权力的铁幕笼罩住所有人的灵魂和思想时，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当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散布种种关于我们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幻象时，也不应忘记，权力的眼睛随时随地在凝视着我们。 自我的伦理美学

福柯后期的主体解释学的核心，是其被称之为“生存美学”或“伦理美学”的一整套关于自我修养、自我塑造的学说。这些观念在外人看来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跳跃，而在福柯本身却是好几年潜心研究的系统阐释。它们主要表征于1981－1982年法兰西学院的演讲(2001在法国以《主体阐释学》为书名出版)、《性经验史》第2卷、第3卷以及《主体与真理》《什么是启蒙》等论文中。下面综合这些文本并探讨其中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关心自己”或“自我的技术”。1980年，福柯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的演讲中，公开表示他需要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他发现在生产的技术、符号化的技术和统治的技术之外，还存在一种“自我的技术”：“这种技术允许个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一系列操作办法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改变、完善他们自己，以达到某种完美、幸福、纯洁或者无上力量的状态。”要了解“自我的技术”必先了解“关心你自己”这一古希腊格言。福柯强调指出，自我技术的指导原则是“关心你自己”(epimeleiaheautou)，而不是后来被西方近代哲学所强化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gnrthiseau－ton)。福柯在“主体解释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阐明这两条神谕之间的关系。他说“认识你自己”这一西方人用以理解主体性的格言起初并非哲学意义上的，而是“一般审慎的律令”，它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自己只是一个不免一死的人，而不是神，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大，也不要与神的力量较量。因而这一神谕的意思，包含在“关心自己”的更一般


的法则之内。“‘关心自己’是‘认识你自己’这一律令得以证实的范围和基础”。

福柯认为，“关心自己”一直是在整个希腊、希腊化和罗马文化中规定哲学态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那里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它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包含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观念：首先，“关心自己”是一种生活态度，涉及立身处世、行为举止和与人交往的方式等方面。其次，“关心自己”包含有改变他的注意力的问题，把注意力由外转向“内”。第三，“关心”尤其指人控制自己、改变自己、净化自己的活动；由此产生一系列实践，如沉思的技术、记忆的技术、良心考验的技术、表达的技术等等。

在希腊化时期，“关心自己”及其修身实践已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关心自己”成为“无条件的原则”，即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人都以此为自我修养原则，另一方面，修身技术日趋丰富多样。在奥勒留、塞涅卡和埃皮克泰德等人的书信和日记中，福柯发现了各种主体化的实践图式，在《性经验史》第2卷中，他把它们归纳为“养生法”、“家政学”和“性爱论”三个主题，而在《主体解释学》中，则重点讨论了“聆听”“阅读”“写作”“回忆”“沉思”等更具“精神性”的修养方式。归结起来，主体问题是与身体和心灵的修养分不开的，其中，言语表达又是主体地位实现的关键所在，直到基督教时期，尽管“关心自己”是以一种忏悔和否定自我的异化形式出现的，但言语表达仍是主体证明的必要途径，这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西方主体文化的重要表征。

福柯不厌其烦地讨论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公元1－2世纪希腊化时期的“关心自己”的原理及其修身实践，其目的还是为现代哲学或现代人的生活寻求出路。福柯认为，现代哲学在笛卡尔之后越来越趋向于回避主体经验的真理认识问题，这样的“真理”是缺少“精神性”的。什么是“精神性”呢?福柯说：“我们可以把主体为了达致真理而用来塑造自己的探究、实践与体验称为‘精神性’”。“在真理和通向真理的途中，存在着完成主体自身、完成主体的存在或改变主体形象的某种东西。……可以这样说：对于精神性来说，如果认识活动没有通过某种主体的改变来作准备、陪伴、配合和完成，它是无法最终给出通向真理之路的”。显然，在福柯看来，笛卡尔以来的追求普遍理性的启蒙哲学是成问题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早期的“关心你自己”的思想向现代启蒙传统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作为通过技术掌握的知识的对象，它怎样才能同时是我们这些主体的真理被展现、体验和艰难地完成的地方呢?作为通过技术掌握的知识的对象，世界怎样才能同时是作为真理的伦理主体的‘自身’被展现和体验的地方呢?”。当这种海德格尔似的追问被提出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就被带到了我们具体的生存，我们生存和生活的时间和处所。真理问题或意义问题，不能绕开我们在此时此地的体验和修为。而这个时候，哲学就和伦理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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