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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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论唐诗宋诗

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钱钟书先生总结了宋诗的特点：1、首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里所谓的“文”，其实就是指散文，而我们都知道，散文和议论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二是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就成了充满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的说理。同时又因为时代政治的争辩，和疑经惑古的风气，宋人好议论则更为普遍。 2、其次，以才学为诗。宋诗好用典，这突出表现在以江西诗派为首的诗派群中。宋代诗人多博学之才，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正反映了宋诗的特色。用典其实可以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用典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学术、文化的昌盛也是有关系的。

3、再者，讲求理趣。苏轼曾言：“物固是理”，又曰：“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宋代诗人越来越自觉深入到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特别擅长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他们将平凡的世俗事件升华为某种人生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他们认为追求平淡自然，抹去文字表面的色彩，就自然会追寻字面深处包涵的深蕴。

4、最后，上述三个特点并不是自宋朝才开始的，而是都是在前


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至少都可以追溯到杜甫。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而对于哲理诗而言，宋朝之前亦已有之。六朝时期的玄言诗，唐代王维的禅理诗，都可以说是纯粹的哲理诗。但都未能真正形成哲理诗的诗风。而是直至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善于不时在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出现精警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句，揭示盛衰交替的客观规律，回味往事所带给人的哲理感受。宋人成功的哲理诗，或称理趣诗，主要是由刘禹锡的这种脱离意象的哲理诗处发展而来。而如果上溯得更久远些，大致与中国重直觉、重形象的文化心理有关。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即以水寓理。 在钱钟书先生看来，宋诗与唐诗相较，在题材方面是向日常生活范畴上进一步的拓展，在整体的风格上则追求平淡，而在诗歌技巧上是进一步的精致工整，比如说用典、句式音调以奇拗为主，特别是对于对偶的要求，更严于唐人，讲究公切（王安石），讲究自然（陈师道《观月》）。宋诗对于唐诗中个别词句更细致的推敲。如宋人郑毅夫的“一粒不出仓，藏中群鼠肥。”即比唐人曹邺“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来的简洁。将唐人所“抒发”过的情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如王维“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就没有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脍炙人口。喜作“翻案语”。典型的如陈彦柔的“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其实这既是对前人之作的用典，也是对前人之作的另一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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