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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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评介

作者：蔡觉敏

来源：《东方论坛》 2018年第1期



《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The Theme of Chaos （Huntun） ]，是美国著名宗教学者N. J. Girardot（吉瑞德，后文以此称呼）所著。吉瑞德是世界著名宗教现象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博士生，伊利亚德致力于从凡俗中挖掘神圣，破译和比较不同宗教文化中承载的宗教符号和象征、结构及其表现形式，对比较宗教学和宗教现象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吉瑞德得其真传，他从开窍而死的“混沌”和年节被吃（“开窍”）的“馄饨”入手，沿波探源，挖掘了早期道教文本和典籍中同样的主题（符号）集群和结构，发现了其中的宇宙论和相应救赎观，证明了早期道教文本和后起道教精神的内在一致，使中国道教体现出和其他宗教的相通，呈现了“粗陋、迷信”之尘下的道教普遍意义，使读者从小小馄饨中感悟东西方文化之共通。该书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于1976年首次出版，其后一版再版，迄今仍是比较宗教学研究方面的经典。现今，它被道教学著作翻译项目“道教学译丛”列为翻译书目，经笔者翻译成中文，并于2017年11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混沌、馄饨、葫芦、盘古……在现世生活中彼此似乎无关之物，为何蕴含了中国上古宗教文化？支离的故事又是怎样衍生出中国道文化谱系的？这是《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的核心，也是它能成为宗教比较学经典的原因。

吉瑞德首先是确定同源意象及其主题。在第一编中，他以高本汉的理论为据深耕文本，从早期道教文本《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中总结出音义相关的

“混”“沌”“葫”“洞”等词族、上古天堂的“混沌”之态、被开窍的“混沌”之神、反咬其尾的“混沌”之兽、人们在年节之交时候吃的“馄饨”、带有“浑”字的浑天仪、类似昆仑山的“混”堂等具有宗教意义的意象。它们是早期道教文本中的混沌文化碎片，全息反映出道教宇宙论：宇宙起源于整体之“一”，“一”可分为“二”，但“二”中任一方都不能把握

“一”的全部意义，它们必然融合为“三”，这个融合体既是“三”，又是分而复合的“一”；它天然地以“混沌”为秩序，只有这种乱而有序的“三”方能产生现象世界，这就是道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论意义。道教以此宇宙论为基础形成了道教救赎观，认为万物和人都是宇宙的产物，是应该遵从宇宙运行规律的小宇宙。万物和人若要再生，也必须先关闭向外的孔窍，以“腹”内观而不是以“目”外视，回到道教三元一体的“一” 也就是“始”的状态。

从早期文本中总结出这一宇宙论之后，吉瑞德挖掘出更多具有道教意义的象征和主题集群，如 “精、气、神”三者、道教三清尊神；还有宇宙卵神话、始祖神话、人兽通婚神话、畸形儿神话等结构类似和相通的神话，它们都曲折体现出“一、二、三”宇宙论的影响。在“提取”混沌、葫芦、混沌术、宇宙卵等意象和主题集群时，作者多方参引比照不同文本，乍一开始，读者可能会炫目于繁杂的语词，但只要知道它们是同源意象和主题的多种表现形式，自可提纲挈领迎刃而解。

对文本的发微剔抉只是《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的研究基础，吉瑞德更重视从“凡俗”中寻找“神圣”，而这也正是宗教现象学能发掘宗教意义的原因。在寻绎出表现形式各异的同源意象和主题集群后，结合其他文献、历史以及文化现象进一步揭示其宗教意义，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二步，吉瑞德对材料的收集和研究也体现了这点。


吉瑞德结合文化以探究意象的意义，意象的宗教意义坚实有据，体现了宗教现象学理论在开拓新的宗教研究中的意义。如对“混沌”这一意象，除从早期道教文本中推演其宇宙论意义外，更多是结合盘古、盘瓠、黄帝、伏羲女娲等神话形象的演变过程，将宗教现象学方法与宗教历史学的进路相结合，揭示了混沌的最普遍意义及它在不同历史和思想学派中的变体，也以“混沌”“三”等概念更清楚地呈现了道教想像与上古文化和宗教母体间的联系，并揭示了早期道教文本与后起仪式在象征意义和结构方面的逻辑统一。

意象只是“神圣”的若干表现形式之一，伊利亚德先生认为“神圣”还体现于“凡俗”，破译凡俗中的神圣也是《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成功之处。吉瑞德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新年和“至”（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阴阳相“交”之时）吃饺子（谐音“交子”）喝“馄饨”汤可能就是原始宗教仪式的残留和“混沌”宇宙论的体现；而道教在丧葬仪式上与儒家的不同则体现了儒道社会观的不同宇宙论基础。他对葫芦宗教意义的解析也是以大量的文化现象和植物学知识为基础的：作为酒杯，葫芦用于婚礼，当与生殖有关；作为器具，葫芦装的灵丹能治病救人，象征着虚空中的生命力量；在传说中，葫芦是得道之士需要“复”往以再生的“始”……植物学知识也表明虚空的葫芦充分地表现了道教宇宙论的“无”中生“有”。可见，“葫芦”符号的宗教意义，是以文本考证、神话传说、凡俗生活、自然科学知识等为基础解构的。

详实缜密的解构中，《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援引了宗教仪式和大量神话，但它们繁而不乱。宗教现象学奠基人范·德·列欧认为，宗教研究中的宗教现象应该是根据现象间结构上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分类，即同一类型的现象可以并置，不同类型的现象则分开表述。吉瑞德正是如此，他对宗教现象的安排既非简单采用直线式因果关系，又不是按传统的历史进路即按历史时代为序，而是顺应宗教研究需要，按宗教现象间的内在关系并置。注意到这点，才能意识到这些看似分散孤立的宗教现象和神话中贯穿着共同的结构，而吉瑞德则是疱丁解牛样破译文化并拼回了混沌。

如上可见，以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和解构中国宗教现象，而不只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这是吉瑞德超越传统汉学家之处；不仅如此，他对传统汉学的超越更在于对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拔，这也是该书研究的第三步，即揭示道教想像的普遍意义和它对世界宗教史研究的

意义，证明不同文化在本体论和宗教学意向方面的相通，从宗教对话中诠释人类文化的共通性。

在《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第三编中，吉瑞德将第二编中的研究结论及相关神话置于世界神话丛林中，发现了世界其他神话与混沌主题的相通。卵神话、葫芦神话和洪水神话、动物祖先神话、宇宙巨人神话、年节吃的馄饨等都和混沌神话一样，是对宇宙天地、人类起源和再生的表述，表达了相近的猜想：宇宙和人类都源起于混沌，任何形式的创世都应遵循世界绝对之“始”时确定的秩序，人类的结构和意义也不能免于此，人类只有模仿宇宙创世，方能周而复始地再生。在此基础上，吉瑞德在第四编中总结出中国神话与世界其他神话一样的结构：“混沌”是道教神话中的“三”，而“蛋头儿”、虚空的Timtum则是别的宗教文化中的“三”，东西方文化中，人类都要定期复返至这个“三”才能再生。以此，道教不再孤立于东方一隅，而是与其他宗教并立，映照出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

如此可见，吉瑞德延续了其师将宗教现象学与宗教史学相结合的进路，将宗教现象的研究和解释与中国上古史结合起来，抵达道教开端去把握道教本质，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了道教的普遍性结构和意义，以新方法实现对材料的再发现，这也决定了该书可以从多方面授人以渔。该书对国内学界的启益首先在于它表现了比较研究的意义。当前各种“比较”研究在中国虽已独立，但比较研究的意义仍旧受到质疑。吉瑞德不仅证明了“只有联系宗教比较学史才能全面理解早期中国传统”，也证明了中国文学、哲学和文化等的研究也只有在与世界文化之林的比较中才能呈现其深层意蕴，其研究的方法角度也可对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有所启发。


比较研究的目的是直探道教本源，故此，《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一书对道教研究的启发更为直接。作者对道教早期文本尤其是老庄列等的研究，可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如《庄子》中迷离恢诡的寓言以往多被以浪漫主义文学目之，而吉瑞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这些寓言中的深层意义更为了解。由此，他对早期道教文本和后起道教关系提出了新颖有力的观点。西方汉学家如许理和等强调老庄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意义，但并没提出强有力的推断和证据；中国道教研究界中，“道家”与“道教”虽囊括在“道学”这一范畴下，但二者联系的内证仍难以落在实处细处，《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则证明早期道教文本中的“复始”是后来道教仪式结构的基础，即令二者在文本诠释和应用上有明显不同，但后者表达了与“复始”相关的救赎观，即二者在神学逻辑和结构上是相近的，表现出一种连续性。道士的沉思都是以早期老庄中的宇宙论、神秘主义为基础的。而且，早期道教文本对神话的创造性转化也为后来正统道教创造性转化民间道教开了先河，而早期道教文本与后起道教的关系，也恰好诠释了宗教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核心的、基本的宗教思想是开放的，与之相关的宗教诠释和形式则会发展变化。以此，这一研究也能启发我们对道教内部的认识，《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中，吉瑞德就从内、外丹结构的相同中发现了它们救赎意义的内在一致。

其次，该书对神话学者来说同样有文献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为探及文化源头，《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不仅征引了大量神话如混沌神话、伏波神话、盘瓠神话还有冯夷神话等，还梳理了鲍克兰、艾伯华、马伯乐、康德谟、石泰安、张光直的神话研究成果，理清了宇宙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人文英雄神话等的变形和交互影响，其观点当对神话学者有所禆益；另一方面，吉瑞德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研究神话，从更深层面挖掘中国神话的物质文化土壤以及相应文明，神话学者当可受益于这些研究方法。

概而言之，虽然《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成书于四十余年前，但其对文献的考证、方法和观点现在仍不过时，文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神话学、社会学等研究均可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吉瑞德说他的混沌研究就像混沌神话本身一样，都是不断“生长”的，笔者窃以为，新的出土文献也在呼唤混沌研究的继续“生长”，如吉瑞德认为道教的复归之处即社会之“始”是否定“仁义”的，但后来出土的郭店竹简本《老子》中，“仁义”并不是受到否定的。以此，“混沌”又会面临新的挑战，它张开的大嘴是否又成为后人道教研究的新入口？[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美国道教学研究”（16YJA73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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