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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敬亚
当代诗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1949年生于吉林长春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5年,迁居深圳。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曾主持“中国现代诗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诗大观》。 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甫一发表便如一枚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大批判。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与此前发表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批判者们统称为“三个崛起”。
作为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成员,徐敬亚随着新诗群的崛起而崭露头角,成为当时最为锋芒毕露的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之一。1986年,随着第二代诗人的重新崛起,徐敬亚再次以诗论《圭臬之死》炸响诗坛。《圭臬之死》招致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发表这篇诗论的《当代文艺思潮》因此停刊。青春诗会的发起人之一王燕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位负责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说,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1986年夏,徐敬亚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诗大展,这是他在诗歌舞台上最后的身影。不久,伴随第二次诗歌运动的衰落,徐敬亚与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远离诗歌,消失于人们的视线。
如今,曾被大肆批判的“三个崛起”作为朦胧诗运动的里程碑,被写入大学中文系的课本之中,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点篇章而广为传诵。那个曾叱咤诗歌风云的徐敬亚却时而潜身商海,时而放纵山水,时而沉迷围棋与乒乓球,淡出诗坛十余载。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同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的王小妮20多年来,始终坚持着诗歌创作。当一同出道的舒婷早已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王小妮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徐敬亚认为他与王小妮只是分别站在诗歌的金银盾牌的两面而已。
徐敬亚(1949-),1976年开始写诗。《今天》杂志的理论撰稿人之一。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成员。1981年获《星星》20周年诗歌奖。1985年获《拉萨日报》评选的“全国十大青年诗人”称号。诗歌评论代表作有《崛起的诗群》(1981年)、《圭臬之死》(1986年)、《重 新做一个批评家》(2003年)。1986年,独立主持发起了“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散文《在天堂里游水》获第六届《十月》奖。《隐匿者之光》(1996年)获民间诗歌杂志《诗参考》“现代诗10年经典奖”。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20周年纪念会上,获第三代诗人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现任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
自我形象:都市平民的快活表白
——于坚《作品67号》
王一川
自我或“我”,是于坚诗作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这位云南诗人在8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后
朦胧诗人”或“第三代诗人”的姿态崛起于诗坛,其中尤其让人注目的就是他刻划的一系列自我形象了。人们注意到,他所热心讴歌的自我已与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盛行的“朦胧诗”之“我”有了一些明显分别。对一些论者来说,这种自我似乎是与“朦胧诗”之自我截
然对立的,其间不存在哪怕是丝毫的联系。如何看待这种见解呢?我们不妨对于坚的《作品67号》作初略读解。
问题首先在于,“朦胧诗”中的自我有着怎样的形象呢?可以说,这里的“我”往往是一位具有自觉的人道主义信念的精英自我——即自由的追寻者,丑恶的抵抗者或虚伪的戳穿者等,简言之,是为正义、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英勇战斗的启蒙战士。北岛率先喊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的庄严《宣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我”似乎有着一种双重品格:一面以精英姿态热烈而勇敢地为“自由”战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回答》);一面又渴望过远离政治纷争的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结局或开始》)。与北岛略有不同,舒婷仿佛更愿意抒发平凡生活心声:“我突然觉得:我是一片落叶/ 躺在黑暗的泥土里/ 风在为我举行葬仪/我安详地等待•/ 那绿茸茸的梦/ 从我身上取得第一线生机”(《落叶》)。相比之下,具有不可遏止的斗争渴望和英雄豪气的就该是江河了:“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 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 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斗争就是我的主题/ 我把我的诗和生命/ 献给了/ 纪念碑”(《纪念碑》)。“凡是我交给土地的/ 凡是我交给海洋的/ 没有死亡只有生命”(《遗嘱》)。“我,金黄皮肤的人/ 和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的人连成一片/ 把光的颜色铺满生活”(《从这里开始》)。顾城以象征意味颇浓的语言描述了这批精英自我/ 启蒙者的不懈寻找姿态:“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我们去寻找一盏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一代人》)。这种形象同样出现在梁小斌诗中,“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徐敬亚的“我”,也是这种容纳深广的精英自我:“我的额头有一条大江奔走/我的额头有一万张大犁在开沟„„条条皱纹,•那是我层层的心潮呵,/ 每一次心灵的颤动,都荡起汹涌的海洋”(《别责备我的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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